昨天,记者从国土资源部了解到,根据今年一季度国土资源违法违规线索和信访受理情况,地方政府主导、支持、默许下的非法扩张用地增多。河北、山西、辽宁三省进京到部上访量较多。(6月2日《京华时报》)
土地违法违规,是近年来较为普遍的一个老问题,针对各地违法用地日益泛滥的现象,国土资源部发布的禁令不可谓不多,遗憾的是,非法扩张用地事件不但没能有效遏制,反而呈现愈演愈烈之势,非法用地已经成为社会不稳定的重要诱因。
每次违法用地问题被曝光,媒体和舆论往往把矛头指向地方政府,认为地方政府是违法用地的“操盘手”。不可否认,在利益的驱动下,个别地方政府可能把土地当作“第二财政”的不是没有。然而,对于大部分依法行政的地方政府来说,在维稳一票否决的现实语境中,主导、支持和默许非法扩张用地,当地主要一把手官员要承担很大的政治风险,毕竟,冒着丢掉“乌纱帽”的风险有意和国家土地政策过不去的只是少数。我们在指责地方政府的同时,更要弄清楚背后的深层次原因,这样才有利于问题的解决,一味把板子打在地方政府身上,显然有失公允。
笔者认为,以目前GDP为目标的土地考核模式和土地审批制度与地方经济发展的不匹配,是当前一些地方的土地违法违规的重要原因。
一方面,以GDP考核地方官员的模式,催生了非法用地。虽然大部分专家学者、政府官员认为,以GDP作为考核地方经济发展的依据有值得商榷的地方,很多地方政府也已经表示不再唯GDP是从,但是要发展一方经济,土地是不得不利用的资源。更为重要的是,到目前为止,没有哪个部门能够拿出一套更为合理的考核模式,各地在经济社会发展中,GDP仍然是第一选择。为了追求GDP,在地方官员们看来,只要能够招来商,引来资,同时能够摆平土地使用者,非法用地相对于GDP和地方发展而言,就是次要问题了,毕竟,政绩是第一位的。
另一方面,土地审批制度与地方经济发展之间不匹配。在对地方政府缺乏强有力的横向监督制约机制的情况下,为了约束地方政府的行为,我国的土地规划权和用地审批权逐步向上集中,特别是用地审批权集中到了省级和中央政府,形成了与土地所有权地方化相配套的土地管理权上收的格局。这在一定程度上对地方政府盲目扩张建设用地形成了制约。但是,由于下一级政府根本没有与审批部门讨价还价的余地,地方政府不可能依据自身经济发展来调配土地使用量,这种自上而下编制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相对于地方经济发展和城市建设而言,显然是不够的。在土地供应量与地方经济发展不均衡的情况下,默许非法用地便成为了不少地方解决土地供需矛盾的潜规则。
我国当前正处于一个特殊发展时期,在土地利用与平衡上,国土管理部门在严格审批制度的同时,更要做好调研与分析,提高土地的综合利用水平。对于国土部门来说,非法用地越多,一是说明管理有漏洞,二是说明土地管理政策与社会经济发展脱节,那么,政策就必须要调整了。如果还抱着一套旧的约束制度来管理新问题,那样只会产生和积压更多的矛盾。
(作者:孙西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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