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要落下的靴子还有几只?这是中国金融界目前最大的竞猜题。
11月16日,包括农信社在内的存款类金融机构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正式上调0.5个百分点。17日,本报记者从招商银行、中国银行高层人士处获悉,10月11日央行发布的针对其的差别准备金率,须在前述基础上“叠加”执行。
这不但意味着个别银行的法定准备金率将达到创纪录的18.5%左右,更预示着存款准备金率的政策功能被大大强化。“全面上调(存款准备金率)主要是对目前市场流动性的强力回笼,差别上调则意味着信贷投放调控的紧上加紧。”中国银行总行财务部一位负责人17日向本报记者如此分析。
用尽准备金率
回收过剩流动性是目前金融调控的第一要务。央行一般针对性地祭出公开市场发行央票或提高法定准备金率,两者择一即可达到效果。11月10日央行宣布上调令后,市场颇感意外,因为当时央行已经连续四周在公开市场净回笼。
“这样做一方面说明流动性泛滥问题的严重,另一方面则说明金融调控的层层加码趋势。”18日,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宏观经济研究处一位要求匿名的经济学家,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如此认为。
今年早些时候,央行曾三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主要针对信贷快速扩张。5月过后,存款准备金率工具被搁置,原因在于从外到内的经济放缓担忧。
本次重启该工具,被投行人士认为是寄托可量化目标。他们认为,央票利率要按照市场规律,法定准备金率的利率目前则被核定在1.62%,使用央票可能会抬升市场利率,这不符合当前国际金融格局,因此会更多使用准备金率这个工具。
但从央行高层的公开发言可以发现,准备金率指向了更为深广的宏观经济调控目标。11月12日,央行副行长马德伦在上海解读了周小川行长此前提出的“池子”概念。他说,“池子”指的是系列政策组合措施,既包括对流入资本的外汇管理,也包括存款准备金等一系列政策措施。由此可见,存款准备金并不是一个简单工具,而是工具箱中的重要一枚。
“现在,央行的风格是自信与谨慎同样足够,可用的工具虽然有限,但都有可能会成为常态化手段,被决策者灵活应用。”花旗环球金融亚洲有限公司副总裁张远声认为,紧迫的经济和金融形势“压力”有时候也是一种“动力”。
张远声认为,准备金率“叠加”使用之后,央行可能还会创新其他数量型调控工具,比如特别存贷款账户、更加细分项目的准备金率新要求,乃至商业银行的存贷比监管新指标。
兴业银行资深经济学家鲁政委则认为,在外汇占款和财政存款流出压力下,年内仍然有继续上调准备金率的可能性。
挤出效应显现
海通证券的最新分析报告认为,此番调整存款准备金也是房地产调控手段之一,因为10月的房地产投资增速继续上行,单月同比增速达到37%。
“从全年来看,房地产贷款的收缩是基本趋势。”海通证券研究所分析师于建国说。本报11月15日的报道《四大商业银行年度开发贷告罄》曾引发不小轰动。本报记者的后续采访调查发现,伴随本轮金融调控,直接停贷之外,各级银行的贷款腾挪空间正在被压缩。
中国农业银行深圳分行房贷部门高级客户经理梁艳裳告诉本报记者,四大行深圳分行的信贷盘子都在做出调整,房地产相关贷款除个人贷款外都在做规模控制,最终影响的是贷款总规模。而据11月12日深圳银监局公布的第三季度深圳金融运行情况,今年前三季度房地产贷款增量比去年同期减少107.29亿元。
上述中行总行财务部负责人就说,作为总行,M2增速和新增贷款的调降已是箭在弦上,任务将层层分解,各级分行的盈利冲动和总行或监管部门的规模控制之间,关系会愈发紧张。
梁艳裳介绍说,上级银行挤压房地产贷款,并不仅仅规模限制一招——资产评估部门已经在上级银行压力下调整自己的工作方式,这直接影响到了房地产个人贷款业务的铺展。
而比较要命的是,以往银行运用娴熟的融资类银信合作,将是明年分行信贷上规模的最大变数。
“只要紧缩政策基调不变,融资类银信合作规模可能就停在这里了——融资类银信合作业务余额占银信理财合作业务余额的比例将不高于30%,银行借道信托公司腾挪信贷规模的渠道基本被堵死了。”前述中行总行财务部负责人说,银信合作本是以往每逢宏观调控政策紧缩时银行规避信贷监管的主要手段。
“信贷调控的挤出效应已经开始显现。”前述央行研究局经济学家注意到,开发贷从8月被紧缩后,房企信贷融资之路基本被堵塞,资本市场和信托市场一个受阻一个成本攀高,已经有中小开发商在退出市场,“否则不会有某些大型房企大规模的兼并重组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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