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为书架做减法：100本书足以满足阅读需求

　　作为本届上海书展上的首场重磅活动，莫言、王安忆、刘震云、毕飞宇4位茅盾文学奖得主昨天下午现身“书香中国阅读论坛”。论坛由上海书展组委会主办，市新闻出版局、上海作协、静安区人民政府及本报承办。

　　置身于上海书展的浩瀚书海，作家们纷纷将心态调整到普通读者模式，抖露出各自的读书生活。不过，即便隐藏得再深，你还是能从他们的“读”当中读出他们的“写”，从他们的个性差异中感觉到某些共同的精神气脉。

　　莫言—— 书架上书越来越少

　　几十年前，在山东农村老家，谁家里有《三国演义》，谁家里有《水浒传》，小孩子管谟业的心里都有数。书得来不易，读起来的快感就很强烈。几十年后，笔名“莫言”的他已成为中国最知名的作家之一，过眼、过手的书数不胜数。物极必反，书多了，阅读的快感竟然越来越少，很多书读到一半就被另一本书打断了。“读小说、闲书，最愉快；读有用的书比较痛苦；读不愿意读又必须读的书最痛苦！当人有了选择读物的自由，那真是人的一大解放！”

　　为了“解放”自己，前几年，莫言决定给书架做减法，现在架上只有100多本书，但“完全可以满足一个人的阅读需求”。在这个极简的书目中，包含了他童年时走家串户借来看的那几部中国古典小说，还有成长过程中始终奉为经典的鲁迅和托尔斯泰的作品等。“这些书耐得住重读，我现在享受的就是重读的乐趣。”

　　作为读者是满意了，但莫言感到自己的作家人格有很深的悲切。在高山般的经典面前，继续写作的意义显得有些含糊。他自忖：“我是不是该放下手中的笔，去做点别的事了？”手中的笔却始终放不下，“明知道这个坎过不去了，还是一次次去迈，这是人的伟大与无奈之处”。

　　莫言还为自己的笔耕不辍找到了一条更高尚的理由：当陪练。“100个作家中说不定能出一个超越自我、创造经典的作家，那其余99个就算是当陪练了，也挺光荣。我现在的存在价值就是当陪练，激励其他的作家继续写作。”

　　王安忆—— 真正的阅读依旧奢侈

　　王安忆记得曾读到这样一篇文章：干校生活中，杨绛向钱钟书提议以后就留在郊区，可以远离人事纷争，钱钟书认真地想了一下，说，没有书。

　　“我特别能理解钱先生说‘没有书’时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王安忆的读书情结非常深。和莫言一样，她的少年时代也很难搜罗到够读的书。很多人问过她写作的缘起，其实答案很简单，“我写作就是因为喜欢阅读”。在读物匮乏的年头，阅读是一种奢侈，不料到了出版繁荣的今天，真正的阅读依旧奢侈。

　　“一样是作为消遣，人们看电视、电影，上网，很快就能投入，一秒钟也不需要准备，阅读却是对修养有所要求的。”

　　即便能够理解大众的选择，王安忆还是为一些人不能体会到阅读乐趣而感到惋惜。“如果我读了一个电影的剧本，我是不会去看那部电影的。文字产生于心灵的丰富感觉是难以形容的，电影画面和它们相比就太简单了，完全不能满足我。”

　　前不久，王安忆在一个偏僻的东欧小镇停留了两天，那里的风光显得贫瘠荒凉，市容环境也并不如人意，可是镇上到处是书店，商业中心里有大书店，街上有很多小书店，图书馆不止一家。“我有一种感觉，这么个地方你不可小视。阅读是消遣，但也是力量，有时决定一个民族的性格。”

　　这种力量，牢固地根植在王安忆的使命感里。她说：“只要有一个人在阅读，写作就是有意义的。哪怕这一个人就是我自己。”

　　刘震云—— 用另个脑袋琢磨书名

　　在个人简介中直接印上新书推广信息的刘震云，眼下最有倾诉欲的显然不是小说的读法，而是小说名字的读法。《我不是潘金莲》的书名，在记者们面面相觑时，早已拿下了50万册的首印数。

　　“其实我准备了好几个别的书名，一个叫《严肃》，一个叫《很严肃》，跟出版社提出要改，对方根本不同意，理由是‘把刘震云和潘金莲放在封面上，肯定对书的发行很有好处，绝对不能改’。”他貌似无奈地解释了一番。刘震云说，他向来取不好作品的名字，“大概写作要一个脑袋，取名字要另一个脑袋”。他向来使的是笨办法，按故事发生的地点起了《塔铺》、《新兵连》、《故乡天下黄花》等，按时间起了《温故一九四二》，按主人公名字起了《我叫刘跃进》、《我不是潘金莲》。每次想起个有点意蕴的名字都很坎坷，《一地鸡毛》和《一句顶一万句》一开始都不被看好，后来才像小孩子的名字一样，叫着叫着勉强顺当了。

　　所以，刘震云现在看书不干别的，老爱琢磨别人的书名，企图获得点灵感。有两个书名他最佩服，一个是土耳其作家帕慕克的《我的名字叫红》，“我一开始以为是女作家写的，‘红’，我以为是个女孩的名字，读了才知道不是”；还有一个是中国作家李洱的《石榴树上结樱桃》，像这样宛似神来而又浑然天成的名字，刘震云承认他取不出来。

　　毕飞宇—— 跳远阅读都有自由感

　　毕飞宇在南京的家里按照伦敦时间“追”了整个奥运会。毫无疑问，这位最年轻的茅盾文学奖得主之一是个体育迷。“我特别想谈谈体育。”和其他几位作家不同，毕飞宇滔滔不绝的全然不是文学。

　　毕飞宇出生在一个乡村教师之家，“我家天井永远是学校操场，有个沙坑，没事就在那里蹦来蹦去”。“蹦”到大学，毕飞宇对跳远事业上了心，为了在校运动会上拿名次，他特地请教了体育系的老乡。从那时起他才知道，每个儿童都无师自通的“蹲踞式”跳远的效果远不如“挺身式”跳远。“为什么一开始我们都会选择蹲下来，收起腹部，往前跳远呢，并不一定是人人都懂力学，而是人一种的本能，要把腹部保护起来；‘挺身式’完全反其道而行之，把腹部送在前面，腰在空中第二次发力，跳得更远。”即便在理论上掌握了这个秘密，毕飞宇还是没成跳远冠军。后来有一天，他在电视里看到了“走步式”跳远的奥运名将卡尔·刘易斯跳远的慢镜头，当刘易斯隔着镜头，从空中向他缓缓“跑”来时，毕飞宇惊呆了。

　　“这时候我忽然感受到了在空中的那种自由感，它不是一点点练出来的，而是本来就存在于我们的感受中的，是先于经验的。每个人都可以无条件地享受到。这和成功后的美好感受，和阅读中的体验是一样的。”毕飞宇终于把话圆了过来，只是这个包袱抖得有点远，远得像超过跳远爱好者的他最远到达过的5.8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