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博物院1925年开放首日人满为患挤断栏杆

　　近日有消息称，2016年故宫的开放面积将由目前的45.79%扩大至76%，所有的办公室将搬出紫禁城红墙之外。消息一出，引来社会广泛关注。这不单是因为，故宫那些深锁的宫门总能引起人们无数遐想，也因为故宫从来无小事。

　　故宫博物院草创于1925年。当时，清室图谋复辟，军阀想占为己有，激进的革命者欲废之而后快。故宫博物院的元老们，在波谲云诡的政治风云中，左支右绌，拼尽全力保护故宫。正因他们，故宫博物院才每每化险为夷。也许只有重温故宫博物院建院之初的艰辛，今天我们才知道如何去面对故宫博物院的未来……

　　仓皇辞庙

　　1924年11月5日，一向车水马龙的故宫神武门外，忽然戒严了。京城百姓交头接耳：不知道宫里又出什么大事了？第二天大家伙儿一看报才知道，敢情“小皇帝”让冯玉祥的兵给“请”出故宫去了！

　　不明就里的北京市民感到很意外，但住在紫禁城里的溥仪，老早就闻出了空气中的火药味。两个月前，第二次直奉战争打响，“东北王”张作霖率领15万大军，兵分两路，向坐镇北京的直系扑来。直系军阀吴佩孚自任“讨逆军总司令”率军应战。

　　可吴佩孚没想到，就在两军激战正酣时后院起火。他手下的大将冯玉祥倒戈一击，跟张作霖缔结了密约。10月22日夜，冯玉祥神不知鬼不觉地率军潜回北京，未发一枪一炮就囚禁了贿选上台的总统曹锟。突失臂膀的吴佩孚在山海关一败涂地，只好逃回洛阳去了。冯玉祥一到北京就解散了帮助曹锟贿选上台的“猪仔国会”。在冯玉祥国民军的支持下，与南方国民党渊源颇深的黄郛，组成了摄政内阁。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北京政变”。

　　要说军阀间的你争我夺，跟下了台的皇帝没多大干系，但溥仪却对时局异常敏感。曹锟、吴佩孚都是北洋军阀起家，做过清朝的旧臣，对亡了国的清室还有点旧情。可冯玉祥就不一样了。清朝还没亡，他就参加了响应武昌起义的滦州兵变，意欲直捣黄龙。虽然滦州兵变最终胎死腹中，但冯玉祥的反清立场却是军阀中有名的。溥仪记得，张勋复辟那回，冯玉祥参加了声讨张勋的“讨逆军”，若不是段祺瑞及时把他调出北京，他怕是要一直打进宫里来。后来，段祺瑞上台，冯玉祥还联合别人通电，要求把小朝廷赶出紫禁城。这回冯玉祥控制了北京城，溥仪在紫禁城里的逍遥日子恐怕是过到头了。

　　11月4日这天，惶惶不可终日的溥仪，在御花园里用望远镜往景山方向瞭望。他发现一直驻守在景山的守卫兵，上上下下都换了衣服。难道守卫兵换人了？为了一探究竟，他让内务府派人过去送茶水吃食。回来的太监报告，守卫兵神色如常，看不出什么异动，但溥仪还是觉得心里不踏实。

　　溥仪的担心并非空穴来风，冯玉祥一进北京就开始着手撵废帝出宫的事，换防就是第一步。当时，景山驻扎着1200多名守卫兵。他们虽说也是民国的军队，可自1912年就驻扎在景山，一来二去倒跟清室混得溜儿熟。为了防止守卫兵帮助清室反抗，冯玉祥先派人缴了他们的械，调往北苑改编。清室上下不知所以，乱作一团，在紫禁城里四处打电话求救说，冯玉祥要不利于清室。

　　眼看着舆论渐起，事不宜迟。第二天，警备司令鹿钟麟就会同警察总监张璧和社会贤达李石曾(煜瀛)直奔神武门。

　　到了故宫，鹿钟麟向为首的内务府大臣绍英出示了大总统指令和修正清室优待条件，并限绍英两小时内敦促溥仪出宫。

　　在《我的前半生》中溥仪回忆，当绍英跌跌撞撞地找到他时，他正在储秀宫和婉容吃着水果聊天。得知冯玉祥要轰他出宫，溥仪刚咬了一口的苹果滚落在地。

　　大炮临门，溥仪知道出宫在所难免。此时，他最担心的是宫中的那些“财产”。他让绍英再跟鹿钟麟商量商量：小门小户搬家还得收拾几日，何况是这么大个故宫。鹿钟麟可不管那么多，限时20分钟，不走就开炮。

　　溥仪莫可奈何，只好带着婉容、文绣和贴身太监宫女，离开了紫禁城。

　　皇帝盗宝

　　溥仪出宫第二天，警察厅通知市民悬挂国旗一日，以示庆贺。好些学校、店铺没接到警察厅通知前，就已经挂上国旗了。民国都13年了，紫禁城里还住着个“小皇帝”，遗老遗少们照样朝服顶戴地招摇过市，成何体统？许多京城百姓，特别是新派人物都对驱逐溥仪出宫击节称快。

　　驱逐溥仪出宫，不仅是民心所向，更是故宫国宝之福。故宫中到底有多少宝物，谁都不知道。正因为没数，所以丢了也没人发现。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回忆，清帝逊位后，故宫中几乎发展到无人不偷、无物不可偷的局面。最夸张的是，溥仪大婚，婚礼刚举行完，婉容凤冠上镶的珠翠就整个被换成了赝品。

　　溥仪的洋师傅庄士敦曾经告诉他，他居住的地安门大街上，新开的古玩铺一家挨着一家，店里所卖的都是货真价实的大内珍品。

　　溥仪自己也感觉，这么糊里糊涂地当冤大头不是办法。于是，他决定清点库房，给故宫的宝物登记造册。清查从哪儿开始呢？溥仪想到了建福宫。

　　1922年，溥仪闲来无事在宫中闲逛，发现了贴着厚厚封条的建福宫。他让太监打开宫门，只见建福宫中的大箱子从地面一直堆到天花板。箱子外面的封条是嘉庆年间贴上的，起码有上百年了。一问才知道，原来建福宫是乾隆帝所建。乾隆最爱收集古董字画。他死后，嘉庆帝怕睹物思人，就把父亲生前这些心爱之物全部装箱，保存到建福宫。久而久之，这里成了一个地道的大仓库。

　　溥仪要点查建福宫的消息，在太监中引起了恐慌。建福宫虽然贴着封条，但里面的许多珍宝早就不翼而飞了。于是1923年6月27日夜，清点计划刚刚启动不久，建福宫就莫名其妙地烧起了一场大火。

　　最先发现火情的是东交民巷的意大利使馆消防队。据说当消防车呼啸着开到故宫门口，门卫们吓了一跳。他们尚懵懂不知宫里已经火光冲天了。不久，京畿卫戍司令王怀庆和北京警察厅也先后派人来救火。火场上各色人等进进出出，其中没几个人是真正奋力救火的，许多人贼眉鼠眼，不知在寻摸什么。

　　最可笑的是，有一个来“救火”的外国老太太竟然跟中国消防队员打起来了。老太太出手狠辣，居然把消防员的鼻血都打了出来。后来，她托人把自己溅上鼻血的扇子拿给溥仪看，以示其见义勇为的壮举。溥仪还在上面题了诗，以示感谢。至于她为什么会跟消防员打起来，无人深究，想来绝不会是因为“救火”。

　　一场大火，把建福宫中清点过和没清点的国宝烧了个精光。事后，内务府曝出的损失是：金佛2665尊、历代名人字画1157件、珍玩古董435件、古书数万册。虽然谁也无法判断这个数字的可靠性，但它已足够令人咋舌。

　　后来，内务府以50万元的价格把火场的处置权卖给了北京一家金店。这家金店竟从建福宫的灰烬中拣出17000多两黄金。

　　除了太监们顺手牵羊和建福宫大火外，溥仪自己也一刻没停地往宫外倒腾东西。一度为了筹措留洋的经费，溥仪以赏赐溥杰为名把许多珍玩、字画盗运出宫。溥杰几乎每天从宫中下学回家，都能背走一个大包袱。久而久之，就连当值的太监都有点儿含糊，问溥杰：“这些东西都是赏给你的吗？”

　　溥仪赏给溥杰的这批宝贝，都是他精心挑选的精品，如王羲之、王献之父子的《曹娥碑》、《二谢帖》，钟繇、怀素、欧阳询、宋高宗等人的真迹，司马光《资治通鉴》的手稿，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其中随便一件，都是无价之宝。

　　就这样，溥仪、溥杰兄弟一赏一受的盗宝双簧戏，在故宫中不断上演。后来负责点查故宫国宝的清室善后委员会在养心殿发现了“赏溥杰单”和“收到单”各一束。上面清清楚楚记录了经溥杰手盗运出宫的国宝。据统计，其中各种善本书200多种，字画1000多件。

　　善后委员会

　　溥仪出宫是故宫国宝的大幸，却是清室遗老遗少的大不幸。

　　消息传到天津，在小洋楼里做寓公的遗老遗少如丧考妣。天津《益世报》称，他们推定铁良、升允、罗振玉等人为代表，“准备赴京向当局提出抗议”。

　　一干遗老的叫嚣，并没有引起国务总理黄郛的重视，毕竟他们都是过气之人。但随后两位实权人物的表态，则让黄郛内阁颇感不安。11月7日，被直奉战争赶下台的原总理段祺瑞致电黄郛，表示不赞成政府废除清室优待条件，把溥仪赶出宫。刚刚得胜的张作霖也放出话来，说将不日抵津与段祺瑞一起对溥仪出宫一事发表意见。

　　张作霖与段祺瑞会不会在清室的撺掇下，把溥仪再给弄回去呢？为了防止旁生枝节，黄郛政府决定立即组织成立“清室善后委员会”专司故宫藏品的清理与善后。对于故宫的未来，黄郛政府发表公告称，当清室善后委员会接收、点查清楚后，“即将宫禁一律开放，备充图书、博物馆等项之用，藉彰文化而垂久远”。

　　此时，社会上对于如何处置故宫国宝，也出现了许多奇谈怪论。遗老金梁说，根本没必要组织善后委员会，清宫会自行清理保管古物，并陈列开放。日本人办的《顺天时报》恬不知耻地提出，把国宝交给日本人管理，称“现在之政局处混沌状态中，由最近之日本民族代为尽保管责任，盖亦数之自然也。”

　　社会舆论一致赞成组织独立的善后委员会。北京8所高校代表联席会议希望将故宫改造成“一完全美满之图书馆、博物馆，由国家直接管理，并邀集各机关参加监视，期在公开保存”。

　　清室善后委员会在广泛的支持声中开始草创，黄郛任命在社会上声望极高的李石曾担任善委会的委员长。可就在这个当口，张作霖率兵进入北京城，段祺瑞取代黄郛重新执掌内阁。失掉了黄郛内阁的支持，善委会显得有些岌岌可危。清室方面仿佛看到了希望，他们四处奔走，要求段祺瑞恢复清室优待条件，甚至要求让溥仪回宫。

　　此时，冯玉祥已经辞职出了北京城，而关于他盗运故宫国宝的谣言，开始越传越邪乎。有一天，冯玉祥的国民军总司令部所在地旃檀寺失火，附近大街短暂戒严。有人就说，冯玉祥趁着戒严，调来一大队骆驼运走了故宫的国宝。

　　有人说，警察总监张璧跟着鹿钟麟到紫禁城“逼宫”时，看见溥仪帽子上的大珍珠不错，于是把自己的帽子扣在溥仪的帽子上，走的时候来了个“神仙一把抓”，两顶帽子一齐扣在自己脑袋上走了。

　　还有人说，连鹿钟麟家小孩，手里玩的都是古月轩的鼻烟壶。

　　传谣言者说得有鼻子有眼儿，个个便如亲见一般。虽然明眼人一眼就能看出其中的荒诞不经，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这些传闻在京城颇有市场。以至于多年后，仍有人向曾是故宫博物院元老的吴瀛求证。吴瀛无奈地说：“旃檀寺断绝交通，为的是避人耳目，何以从故宫出神武门却并不断绝交通？这大队骆驼就不怕人看见吗？溥仪帽珠的一段把戏，两方都有侍从，一个做警察总监的人，好意思这样做？”其实，这都是清室遗老们为了中伤善委会造的谣言。

　　虽然段祺瑞上台了，可也不好冒天下之大不韪把溥仪再请回宫去。12月20日清室善后委员会还是成立了，作为妥协，清室方面的代表从最初的两名增加到5名，政府和社会各界贤达代表则为12人。可即便是这样，善委会成立那天，清室方面的5名代表，还是一个也没来。

　　清室代表缺席，并没有影响会议进程。善委会成立大会上，代表们一致认为当务之急是赶紧组织人手点查故宫国宝，登记造册。

　　善委会制定了一套《点查清宫物件规则》。按照《规则》规定，必须有守卫军警在场，才能实行点查。可12月22日，当善委会的同仁们集中到神武门前，却发现军警没到。原来在清室的撺掇下，段祺瑞政府以清室善后事宜尚未定论为由，不同意善委会点查故宫国宝。军警不到，点查不能进行，善委会一干人悻悻而归。

　　对于段祺瑞政府的掣肘，善委会委员们深感气愤。委员长李石曾表示：清室善后委员会是根据摄政府命令组成的，委员人选也是摄政内阁定的，合理合法。现在段祺瑞突然变卦，阻挠点查，实在不可理喻。

　　吴瀛记得，参与讨论的委员中，学者吴稚晖最为激动，时刻站起又坐下，坐下又站起。最后，大家把希望寄托在鹿钟麟身上，希望他能支持次日的点查工作。鹿钟麟也不含糊，当场表示：“我们军人，固然以服从为天职，但是要迫我向后转，那也就有所不顾了……”

　　第二天，鹿钟麟果然带着士兵来到神武门前。有了鹿钟麟的兵在，点查的条件就算符合规定了。12月23日，清室善后委员会对故宫国宝的点查工作正式启动。自知理亏的段祺瑞也没再干预，点查故宫国宝就这样开始了。

　　点查国宝

　　由于清室随时都想制造口实夺回紫禁城，善委会对故宫的安保丝毫不敢大意。自接收之日起，善委会就制定了一系列严密的安保规定。溥仪出宫后，政府会同清室代表和京师警备司令部代表，把宫中房间一一上锁加封，并且规定以后宫中房子一概不许住人；宫中所有人员，除了驻守在神武门里专用房内的少数军警，晚间一律退出。夜间，任何人不准在宫殿附近行走，即使白天也不可单独在宫内行走，一定要有上述三方代表方可一同进退。

　　《点查清宫物件规则》中规定，点查分组进行，每组由执行部和监视部两批人马组成，所谓监视部自然就由军警担任。每个小组每天去哪间宫室点查，都由委员长在前一日制定；每组成员也不是固定的，而是当天抽签决定。每组人员排定后，需要在办公处签名，并佩戴徽章，全组一起行动。

　　查点物品时，由一人唱念物品名称、件数、附件和需要记录的细节；一人登记在册；一人根据登记编号写好号签，贴在物品上。遇到特别贵重的物品，必要时还要摄影，乃至用显微镜仔细观察，详细记录，这是为了防止今后有人偷梁换柱。物品查点后，必须摆回原位；无论在何种情况下，都不得把物品带出室外。还有一人专门负责记录全组的点查情况，包括人员是否更换，哪些物品还没有查之类的杂事。此外，诸如不得在室内吸烟，不得在宫中单独行动等规定，不一而足。

　　这些规定，即便从今天的角度看，也堪称严密。正是由于严格自律，清室善后委员会在点查故宫的过程中获得了很高的声誉。

　　故宫的家当浩如烟海，光靠善委会的几位老先生，无论如何也点不清楚。于是，善委会招聘了一批小青年。当时正在平民中学读书的那志良，就在此时被老师陈垣相中，推荐到了故宫。身为北大教授和平民中学校长的历史学家陈垣是善委会委员之一，第一批进入善委会工作的小青年，好些都是他的学生。

　　在《典守故宫七十年》中那志良回忆，1925年元旦他去老师家拜年。陈垣见到他忽然眼睛一亮，说现在正要招些学生来清点宫中器物，我看你就挺合适。起初，那志良还有点不情愿，他回忆道：“我正在考虑的时候，他又替我决定了，告诉旁边坐的陈子文先生说：‘陈先生，后天你带他去上班。’”

　　那时候，年纪轻轻的那志良对古董一无所知。第一次出组点查文物后，同事问他对古董有没有兴趣？他老实地说：“没有！今天这些瓷器，还不是跟我们家里的饭碗、茶盘一个样？”那志良的话引得同事们一阵大笑。那时，这个天真少年可能不会想到，此后的半个多世纪，他的命运将与故宫国宝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后来曾担任过故宫博物院副院长的单士元先生回忆，当时进入故宫工作手续非常严格，不仅要有“人保”，还要有“铺保”。单士元的“人保”是当时任国务院秘书长的许宝蘅先生；“铺保”则是地安门外的小银号张掌柜。这“保人”可不是摆设，如果该雇员在故宫中有偷盗行为，“保人”可是要负责经济赔偿的。

　　点查初期正是隆冬季节，那时北京的冬天特别冷，有时候能到零下18摄氏度。单士元记得，一进神武门门洞，西北风打得人身不由己地往宫门洞两壁上撞。宫里不能生火，点查时，为预防偷盗，点查人员的袖口都用白带子扎紧，两只手在寒风中没处躲没处藏，苦不堪言。出组时，一站就是三四个小时，连墨盒里的墨都冻成冰块了。单士元头一个月领到7块银元的工资，立马买了一双黑礼服呢面的厚棉靴子。

　　点查故宫的工作虽然艰苦、刻板，但年轻人也能从中发现不少乐趣。当时以北大学生身份进入善委会的庄严先生回忆，有一天他跟同事到养心殿出组。透过养心殿正殿的窗子，庄严看到溥仪起居室南窗户下的炕桌上，有一个已经干枯的苹果。这个场景给庄严印象极深。他仿佛看到，听到鹿钟麟“逼宫”的消息，溥仪张皇失措、手中苹果落地的情景。《我的前半生》中写到这一幕是发生在储秀宫。多年后庄严笑言：“关于这件轶闻，事实都一样，就是地点不同，他和我之中，必有一人是记错了……”

　　点查中，工作人员们发现许多宫殿墙上挂画的地方都是空的，这成千上万件书画都哪儿去了？正在大家纳闷时，景阳、钟粹两宫发现若干只大箱子，书画全被人装到箱子里去了。大家暗呼万幸，没准晚收回故宫几天，这些宝贝就被溥仪倒腾出宫了呢。

　　当年的小书记员们大都没受过什么历史方面的专门训练，点查时也闹过不少笑话。吴瀛曾回忆，一个学生点查到一件周尊，不认识，便在点查报告中写成“黑铜痰盂”一件，一时间被大家传为笑谈。

　　1925年7月，工作人员们在养心殿发现了一批清室密谋复辟的书信。这些书信中记载了，遗老金梁、康有为、江亢虎等人为了搞复辟，在各地军阀中上下串联的活动，溥仪的洋师傅庄士敦也出了不少力。

　　自打清室善后委员会成立以后，清室遗老就没少给他们捣乱。善委会本以为可以用这批密谋复辟的证据打压一下满清遗老的气焰，可令他们没想到的是，北洋当局却对清室百般袒护。接到善委会的检举后，京师高等检察厅回复说：1925年1月1日政府发过一个特赦令，这些复辟行为，也就理所当然地被特赦了。至于庄士敦，他是英国人，中国法院无权审判。

　　官方的不闻不问，令善委会非常气愤。吴瀛在《故宫尘梦录》中调侃道：“金梁复辟计划的奏折上说‘不成则一二人受其害’，他都没想到‘一二人都没有受害’，真也出于他们的意外。”

　　开放首日

　　1925年9月，故宫初步的点查工作接近尾声。据当年的《故宫物品点查报告》统计，故宫中共有9.4万余个编号的117万余件文物。

　　按照清室善后委员会成立时的规划，1925年10月10日将成立故宫博物院，正式面向公众开放展出。可到了1925年9月，故宫还远未达到开放的条件。眼看北洋政府对清室一味袒护，善委会又是个临时组织，委员们觉得故宫前途未卜，没准什么时候，清室会杀个回马枪。为了赶紧成立正式机构，把故宫从一个皇家私邸变成一所公共博物馆，1925年9月29日，善委会咬牙决定，无论如何也要按时开放。

　　此时，前后准备的时间只剩十多天，忙坏了筹备人员。善委会的委员分为若干组，带着组员们忙活开了。

　　一个博物院最起码要有陈列室。要成立多少个陈列室，每个陈列室设在何处，都是需要考虑的事。确定地点后，首先要腾空房间，把原有的东西安置在妥当的地方，然后打扫刷洗，安置陈列柜。最要命的是去各宫提取展览的文物。吴瀛负责的是书画组。当时文物的整理工作还没进行，书画也没有经过仔细整理，大都放在大箱子里。他只能凭着直觉判断哪个宫书画箱子比较多，就带着组员和负责监督的军警奔哪儿去。

　　展览的东西品相好坏都在其次，首先是要保真。可仓促间如何判断书画的真伪，着实让吴瀛犯难。后来吴瀛在《故宫尘梦录》中抱怨道：“封闭着的深宫光线十分的不佳，甚至开出一箱，费了好多事，却是如意馆的作品，或者都是骗皇上的下等货，不能展出。加上搬动挪移的时间，铜匠开锁的时间，浪费甚多，转瞬天就黑了，也不能燃烛。这样地困扰着工作，真是急得要命，苦不堪言。有时一个下午，等于白费。大家又都另有其他本职，不能全日来做这样的事。各组情形，大都一样，眼看到期要开不了门，大家出丑。”

　　就这样，各组一直忙活到10月9日，此时已是能提多少展品算多少了。各组把成绩集中起来一点，大致还能应付次日的开幕。于是，开始七手八脚地布展。

　　虽然事出仓促，又没什么展陈经验，但仗着故宫中的好玩意儿多，首次开幕，竟布置出铜器、瓷器、书画、玉器、漆器、象牙、木器、图书、文献等9大类展馆。

　　1925年10月10日下午2时，故宫博物院开幕式在神武门前举行。开幕式上照例是政府要人讲话。驱逐溥仪的鹿钟麟幽默地说：“大家听过‘逼宫’这出戏，人也指我去年所做之事为‘逼宫’，但彼之‘逼宫’为升官发财或作皇帝而为，我乃为民国而‘逼宫’，为公而‘逼宫’。”一番话，引得现场掌声雷动。

　　虽然故宫是下午2时才开幕，但那一天早上8时，神武门前就已人头攒动。几百年来近在咫尺却神秘无比的皇家大内，有朝一日要对老百姓开放，北京市民能不激动吗？那一天，北京城真正可说万人空巷。在汽车还是稀罕物的当时，北京城竟堵车了。吴瀛的车堵在半路上，好几次不得动弹。进了故宫更是人满为患，吴瀛带着家眷被堵在坤宁宫东夹道，排了两个小时队才进去。

　　当天，那志良被安排在外东路的养性殿照料。这里陈列的大婚图、南巡图，画面艳丽精美，雅俗共赏，观者也越看兴趣越浓。前面的停住不走，后面的不断涌入，展厅里拥挤不堪。那志良扯着嗓子嚷：“门口的人往外走，让后面松动松动。”可是根本没人理他。他只有站在凳子上继续嚷，但依然无效。最后只能顺其自然了。

　　给他印象极深的是一名观众一进门就被前后的人死死挤住，成了“夹馅饼干”当中的馅儿。夹了许久，徐徐往外挪，虽然时时努力伸脖子想看一看，但最终什么也没瞧见，又被人流给挤出去了。那志良笑言，这样的观众当天恐怕不在少数。

　　这么个挤法，故宫的展厅里居然没出什么意外，只有个把栏杆被挤断，可算是幸运之极了。

　　乱哄哄中总算把“双十节”给应付过去了，但故宫博物院的展览还要继续办下去。于是，博物院拟了个开放办法。由于故宫太大，一天逛不完，而且博物院也没那么多人手照顾，所以决定分区开放。每逢周日、四开放中路，包括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钦安殿、御花园及两庑的古物陈列馆。每周二、五开放内西路，包括皇族的寝宫重华宫、储秀宫、咸福宫、长春宫、养心殿等。殿内陈设保持原样，游人可以隔着玻璃看看皇帝的卧室。每周三、六开放外东路的皇极殿、宁寿宫、养性殿等，此中陈列着帝后像、耕织图、大婚图等书画、文献。

　　故宫博物院的参观时间是每天上午9时至下午5时。下午4时半停止售票后，摇铃人就会顺着游览路线一处处地清场、加封上锁，一直到出口。虽然2角的票价在当时不算便宜，但开院后参观者一直络绎不绝。

　　屡危屡安

　　故宫博物院草创时期，中国政局乱象丛生。政府走马灯似地换，军阀们你方唱罢我登场，城头变幻大王旗。每有风吹草动，当权者都会想方设法折腾折腾故宫。

　　故宫博物院成立5个月后，冯玉祥的国民军与奉系开战。战火烧至天津大沽口，日本军舰加入战团。国民军将日舰驱逐出大沽口，而日本竟联合英美等八国要求段祺瑞撤除大沽口的国防设施。1926年3月18日，5000多北京各界人士在天安门集会抗议，要求拒绝八国通牒。恼羞成怒的段祺瑞当局向手无寸铁的游行群众开了枪，酿成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

　　段祺瑞政府认为“三一八”都是共产党在背后煽动的结果，于是下令通缉共产党。故宫博物院的理事长李石曾曾经组织过赴法勤工俭学，后来共产党的核心人物周恩来、邓小平等当年都是赴法留学的青年学生。理事易培基与共产党的创始人李大钊相交甚好。于是，李、易这两位故宫博物院的核心人物都上了段祺瑞的黑名单。好汉不吃眼前亏。李、易二人得到消息，都避居到东交民巷瑞金大楼里去了。可这样一来，刚刚步入正轨的故宫博物院，真真成了群龙无首。

　　于是，故宫董事联席会议推举了卢子嘉、庄蕴宽两先生做维持员。这两位老先生在社会上声誉甚高。当年袁世凯称帝，全国60位约法会议员，59个表态支持，唯有庄蕴宽一人拒不合作。这样德高望重的老先生担纲故宫，自然防的是清室遗老借机生事。后来证明老先生果然不负众望。

　　庄老主持故宫的时候，正是故宫经费最紧张时。故宫的普通员工一度因为领不到薪水，都罢工了。可庄蕴宽就是咬住牙不向段政府开口，他担心一旦拿了段祺瑞政府的钱就要听命于它，况且这个政府能维持几天谁也不知道。庄蕴宽以个人名义向东方汇理银行借了三万元钱，再加上每月的门票收入，大概一年的开销可以无虞了。

　　刚刚解决了经费问题，段祺瑞政府就倒台了。此后，北京经历了一个多月的权力真空，海军背景的杜锡珪进京组阁。

　　上台后，杜锡珪虽然否决了清内务府的回宫请求，却琢磨着把故宫的权柄掌握在自己手中。1926年7月，杜锡珪政府决定改组故宫，把故宫博物院原来的董事们都踢出局。

　　这种情况下，一无权二无钱的故宫同仁们胳膊拧不过大腿。但他们提出，满足三条原则才肯移交：一、不得还给溥仪；二、不能变卖；三、不能毁灭。代表故宫方面跟政府交涉的陈垣先生强调：“如要接管，必须组织点交、接收两个委员会，点完一处，移交一处。”比如交人家一箱物品，不清楚里面是什么，怎么交接？若少了什么，谁来负责？

　　北洋政府和想挤进故宫管理层的清室遗老怕夜长梦多，都想赶紧接收故宫，可是于情于理他们都无法反驳“点交清楚才能交接”的要求。恼羞成怒下，他们竟然把陈垣先生给抓了。后来经过多方据理力争，抓人的宪兵司令部王琦才不得不放人。王琦后来提到此事，怒不可遏地说：“这个姓陈的太可恶，他还硬不肯走，问为什么抓他。”

　　陈垣的风骨，一时被传为美谈。也正是有这么多硬骨头的文人拼死保护故宫，在那个城头变幻大王旗的时代，故宫才能屡次转危为安。

　　“拍卖故宫”

　　1928年6月，北伐军兵临城下，不可一世的张作霖只好坐上火车回他的东北老家了。当然，此时他还不知道这将是一次没有终点的旅途。第二天车驶抵皇姑屯，他便被日本人预先布置的炸弹炸死了。

　　几天后，国民革命军进驻北京，南京国民政府名义上统一了中国。故宫的同仁们十分欣喜，一方面是动荡的日子终于结束了，另一方面，曾经在故宫威望很高的易培基先生，被南京国民政府委任为故宫博物院的院长。看来故宫终于要摆脱朝不保夕的窘境，走上正轨了。

　　李石曾、易培基会同各方人士拟定了《故宫博物院组织法》和《理事会组织条例》，经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通过，正待咨送国民政府公布，国府委员经亨颐抛出了一枚重磅炸弹。他提出了《废除故宫博物院，分别拍卖，移置故宫物品之提案》。

　　经亨颐为什么会有如此惊人的想法？他的理由说起来让人哭笑不得。他说，首先“故宫博物院”的名字就不通。以清宫为故宫，原是不错，但是在中文里“故”字有怀念的意味，这“故宫”二字大有禾黍离离之感，是大大的不妥。“故宫”后面再加上“博物院”就更不通了。再说，研究宫中设备，难道说是准备哪个今后再做皇帝吗？另外，对皇帝的东西为什么那么重视？“皇宫不过是天字第一号逆产”，按照他老先生的意思就应该拍卖。拍卖的款项可以建造一所中央博物院，还能支持经济建设，一举两得。此外，他还夹枪带棒地表示：故宫博物院的保管难免有黑幕，听说有制成赝品携去易换真物的，“保管二字，简直变成保完”，恐怕过不了20年，宫中珍品尽成赝品了……

　　经亨颐在南京的奇谈怪论传到北京，社会一片大哗。吴瀛感叹，故宫博物院乃是北洋政府肘腋下惟一公开有成绩的革命工作，本应得到国民政府支持，现在不但经费无着，反而有人要彻底推翻，真是奇怪。

　　要说这经亨颐并非无知之人。他出身诗礼之家，早年留学日本，又精于书画。北伐时期曾任中山大学校长、浙江省教育会长，是教育界响当当的人物。他怎么会提出这样荒诞不经的言论？吴瀛和故宫的同仁们怎么也想不通。

　　经亨颐的高论虽然今天看来不值一哂，但在当时却有很大市场。经历皇室优待、洪宪登基、张勋复辟种种闹剧，“杜绝帝制”的理由很能引起人们的共鸣。于是，经亨颐的激进言论竟然得到支持。1928年6月27日，国民政府第74次会议讨论决定：《故宫博物院组织法》及《理事会组织条例》不予公布，咨请中央政治会议“再次复议”。

　　为创建故宫博物院付出无数心血的人们当然不能坐视功败垂成。他们把故宫创建以来历次化险为夷，以及同仁们付出的努力写成传单，广为散发。

　　7月9日，1000多名各界人士应邀参观故宫博物院，马衡、沈兼士、吴瀛诸位理事向大家呼吁：“故宫文物为我国数千年历史所遗，万不能与逆产等量齐观！”“万不可废置拍卖！”看到眼前整肃的宫殿、严密的管理和故宫博物院同仁们兢兢业业的工作，在场来宾不无深深感动。

　　两个月后，国民党元老张继以古物保管委员会的名义给中央政治会议写了一篇呈文，逐一驳斥了经亨颐的提案。张继言：“故宫已收归国有，已成国产，更何逆产之足言？故宫建筑之宏大，藏品之雄富，世界有数之博物院也。保护故宫，系为世界文化史上尽力，无所谓为清室逆产尽力也。且故宫诸藏物，皆由明清两代，取之于民，今收归国有，设院展览，公开于民众，亦至公也，与拍卖之后，仅供私人之玩弄者，孰公孰私，不待辩而即知矣。”

　　张继的据理力争赢得了社会的广泛支持，一场“拍卖故宫”的风波终于平息下来。《故宫博物院组织法》、《理事会组织条例》终于得以实施。故宫也渡过了草创初期最艰辛的几年，进入了一段相对平稳的发展时期。

　　至此，故宫博物院的故事才刚刚开始，在此后的几十年中，它的命运与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几经沉浮。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新任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表示，2016年故宫的开放面积将由目前的45.79%扩大至76%，而所有的办公室将搬出紫禁城红墙之外。

　　故宫的故事还在继续讲述……

　　实习生史闻峰对本文亦有贡献。

　　参考书目：《故宫尘梦录》、《前生造定故宫缘》、《典守故宫七十年》、《我的前半生》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