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复兴人"陈之藩　生前收藏胡适沈从文书信

　　   2012年2月25日，科学家、散文家陈之藩在香港逝世。

　　台湾地区领导人马英九发文表示，将一直记得文学家陈之藩教的道理，“一个民主社会可贵之处，在于提供一个可以让勤苦自立、努力向上的人民实现梦想的公平环境”。马英九说，在念中学的年代，陈之藩的作品尚未进入中学教材，但已广受喜爱，不论是《旅美小简》、《在春风里》，还是《剑河倒影》，都是脍炙人口的畅销书，也因此都是你我世代的共同记忆。陈之藩的著作不只激荡了文学想象与美学感受，更让大家一窥科学与人文互动的火花，这是一般文学作家不易展现的特色。陈之藩的作品，不受时空限制，“将持续感动我们，启发我们”。

　　香港中文大学前校长金耀基说，陈之藩的去世，是中国人和华人的损失。金耀基指出陈之藩是香港中文大学电子工程系发展的主要人物，是有成就的科学家。同时高度赞扬陈之藩在散文方面的成就：“我阅读过他的散文，他是最近几十年来最好的散文家之一。”

　　诗人余光中评论，陈之藩是“当代一流的散文家”。他的散文不是要追求散文的艺术，而是用散文来表达思想，“比较像思想家”。

　　作家龙应台发文悼念，陈之藩的散文是他们好几代人的共同人文记忆，可以说，他和朱自清、徐志摩一样，代代相传，并称“陈之藩就在我们不灭的温馨记忆里”。

　　与胡适的朋友圈交往

　　陈之藩先生一生，总在写信。有时写给朋友，有时写给读者，有时写给自己。余光中的《尺素寸心》中说：“陈之藩年轻时，和胡适、沈从文等现代作家书信往还，名家手迹收藏甚富，梁（实秋）先生戏称他为man of letters，到了今天，该轮他的自己的书信被人收藏了吧。”

　　1947年，陈之藩在天津北洋大学电机系读书，有一天在广播里听到北京大学校长胡适《眼前文化的动向》的演讲，觉得与他的意见有一些不同的地方，遂给他写了一信。胡适很快回信，彼此的通信由此开始，陈之藩回忆：“他的诚恳与和蔼，从每封信我都可以感觉到。所以我很爱给他写信，总是有话可谈。”在陈之藩给胡适的信中，充满了对中国时局的关注，许多见解现在看来是先知先觉。后来陈之藩将1947年前后给胡适的13封信集成《大学时代给胡适的信》一书。

　　1947年夏天，陈之藩应胡适之约，到北平东厂胡同一号拜访。两人只聊了一会，北京大学训导长贺麟来了，要跟胡适商量学生闹学潮的事，陈之藩就告辞了，和胡适实际上没说多少话。对第一次和胡适见面，陈之藩回忆：“我见过的教授多了，胡适就是跟别人不一样，大派。”

　　1948年6月13日，陈之藩在雷海宗所编的《周论》上发表长文《世纪的苦闷与自我的彷徨—青年眼中的世界与自己》，见地独到，为胡适的朋友圈击赏。陈之藩说：“现在让我写也写不出来。就因为那篇文章，他们都吓坏了。他们是胡适、金岳霖、冯友兰、沈从文。他们彼此讲，问胡先生这人是谁？胡先生说：他常给我写信啊。”

　　陈之藩也给金岳霖、沈从文写过信。他在北洋大学电机系读到一半时，对国家前途感到悲观，想改读哲学救国，就考入清华大学哲学系，这事在陈家掀起了轩然大波。为了改专业的决定，陈之藩到清华大学跟金岳霖见过一面。金岳霖问：“你为什么要入哲学系呢？”陈之藩说：“我悲观而又爱国。”“什么叫悲观呢？”“我不知道。”“悲观就是你认为有一套价值观念以后，比如你觉得金子很值钱，你当然设法要保存，把金子拿到家里来，拿到兜里来，但是保存之无法，金子被人抢走了，乃感悲观。”一席谈之后，陈之藩打消了转学的念头，昏沉地回到北洋大学。后来陈之藩写了《哲学与困惑—六十年代忆及金岳霖》一文。

　　大概是在东厂胡同看完胡适的第二天，陈之藩便到中老胡同看沈从文。两人谈兴正浓时，沈从文的太太张兆和出来了，拿着一堆小孩衣服。沈从文就作了介绍。陈之藩当时全校2000人，女同学只有三四个，漂亮女人没见过。张兆和的漂亮完全在陈之藩的想象之外，她说：“沈先生对陈先生的文章很欣赏。”陈之藩傻傻地也不会答，连一句敷衍的话也不会说。“沈从文真是好，看到我觉得他太太很美，所以他就给我下台阶，他就把话题引到另外的题目上去，我就镇静下来了，镇静下来以后一会就好了。”

　　1948年，陈之藩在北洋大学毕业，由学校派到台湾南部高雄的台湾碱业公司工作。那时找工作很难，陈之藩在北平也找不到事做，当他坐船到了台湾以后接到沈从文的信：“天津《益世报》里有份工作，也就是写些文化，跟电机完全不相干。”后来，沈从文写信说：“你千万不要回来，华北到处是血与火。”

　　唐德刚写胡适的文字“太轻佻”

　　陈之藩在台湾碱业公司的主要工作是修马达，实在无聊。他在北洋大学的老院长李书田在台北的编译馆主持自然科学组，便叫他过去工作。当时梁实秋主持编译馆的人文科学组，一看陈之藩写的书就说：“我们人文组也没有这样的人，这人怎么跑到自然组了。” 后来梁实秋当了馆长，说要提拔天才，把陈之藩的薪水加了一倍。陈之藩领到工资时并不知情，便去找会计：“你是不是搞错了？怎么这么多，扣了税多了几乎一倍。”会计说：“你们梁馆长批的。你问他呀，你问我干什么。”

　　胡适第二次回到台湾时，陈之藩去看他。胡适说：“你几时回来的？”陈之藩说：“我从哪儿回来？”胡适：“美国。”因为经济拮据，陈之藩做梦也没有想到能去美国留学，胡适回美后就寄了一张支票给陈之藩，用作美国要求留学生交的保证金。

　　陈之藩在考试前，人家告诉他得看《Time》杂志，结果笔试正好就考他预备好的那一段，一个生词也没有。口试时，主考的领事从美国来，刚学中文，客厅里坐着一大堆人，领事从屋里出来，练练自己的中文，一看“陈之藩”，就大声说“陈—吃—饭”，大家都笑了。领事不好意思，说：“我说得不对吗？”陈之藩说：“你说的全不对。”“应该怎么说？”“陈之藩！”领事就跟着说了一遍，口试就这么通过了。

　　那时陈之藩还没有钱买去美国的单程飞机票，又不好意思向胡适借路费，便延迟了一年赴美，写了一本物理教科书。他又遇见一个贵人—世界书局的老板杨家骆。陈之藩回忆：“杨家骆对我真是好，其实这些人都对我好，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人家跟我说你编译馆做事的人，你编的书卖给谁，你得找一个教授联名，把他名字写在前头，把我名字写在后头，这才可能出书，就请一个师范大学的教授挂一个名。可笑这个书稿到杨家骆那儿，请求他考虑出我这本书，他就这么一看，他说好啊，不要师范大学教授挂名，就出我自己单个人的，我头一本书就是他出的。出书我也就拿到去美国的路费，大概5000块台币，美金大概1000块左右，就这么去了。”

　　1955年，陈之藩赴美国宾夕尼亚大学攻读科学硕士学位。读书期间，陈之藩应《自由中国》编辑聂华苓之约，撰写《旅美小简》，一篇篇从美国寄到台北。他回忆：“到美国以后的生活是这样的：上半天到明朗的课室去上课，下半天到喧嚣的实验室玩机器，晚上在寂静的灯光下读书。常到周末，心情上不自主地要松一口气，遂静静地想半天，写一篇小简，寄回台北去。”（《旅美小简》前记）这本书中，《失根的兰花》、《钓胜于鱼》等名篇后来多收入中学课本。

　　从陈之藩赴美到1960年胡适回台，正是胡适在纽约最是冷清、最无聊赖的岁月，陈之藩有幸和胡适谈天说地，说短道长。陈之藩回忆：“所谈的天是天南地北，我所受之教常出我意外，零碎复杂得不易收拾。”（《在春风里》序）

　　唐德刚的《胡适杂忆》也是写胡适在纽约时期的生活，读来让人感觉胡适挺可怜的。陈之藩却说：“也不像他说的那样，不是丧家之犬。唐德刚的《袁氏当国》写的袁世凯很详细，从前很多我不知道，写得很好，写胡适的就太轻佻，形容不出胡适这个人来，形容胡适的词不是很恰当。”

　　当陈之藩获得美国宾夕尼亚大学科学硕士学位后，应聘到曼城一所教会学校当教授，这时才有能力分期偿还胡适当年的借款。当他还清最后一笔款时，胡适写信说：“其实你不应该这样急于还此400元。我借出的钱，从来不盼望收回，因为我知道我借出的钱总是‘一本万利’，永远有利息在人间的。”

　　1962年，胡适在台北逝世，陈之藩连写了九篇纪念胡适的文章，后集成《在春风里》。胡适的风度和胸襟，陈之藩写得让人想流泪：“生灵涂炭的事，他看不得；蹂躏人权的事，他看不得；贫穷，他看不得；愚昧，他看不得；病苦，他看不得。而他却又不信流血革命，不信急功近利，不信凭空掉下馅饼，不信地上忽现天堂，他只信一点一滴的、一尺一寸的进步与改造，这是他力竭声嘶地提倡科学、提倡民主的根本原因。他心里所想的科学与民主，翻成白话该是假使没有诸葛亮，最好大家的事大家商量着办，这也就是民主的最低调子。而他所谓的科学，只是先要少出错，然后再谈立功。”

　　1962年3月31日，陈之藩给已故的胡适写信：“适之先生，天上好玩吗？希望您在那儿多演讲，多解释解释，让老天爷保佑我们这个可怜的地方，我们这群茫然的孤儿。大家虽然有些过错，甚至罪恶，但心眼儿都还挺好的。大家也决心日行一善，每人先学您一德，希望您能保佑我们。”半个世纪之后，陈之藩和胡适在天堂相会，相信不再寂寞了。

　　左手研究科学，右手撰写散文

　　1969年，在美国任大学教授的陈之藩获选到欧洲几个著名大学去访问，于是接洽剑桥大学，可惜该年剑桥大学的唯一名额已选妥。陈之藩不想到别的大学，索性到剑桥大学读博士研究生。

　　一到剑桥大学，每个人都叫陈之藩为陈教授，并在他的屋子前钉上大牌子，“陈教授”。在那里，陈之藩写下了《剑河倒影》。陈之藩说：“剑桥之所以为剑桥，就在各人想各人的，各人干各人的，从无一人过问你的事。找你爱找的朋友，聊你爱聊的天。看看水，看看云，任何事不做无所谓。”

　　在聊天、演讲、读书之间，陈之藩写出的论文颇有创见，被推荐到学位会，作为哲学博士论文。毕业时，陈之藩想起生平敬重的胡适：“适之先生逝世近十年，1971年的11月，我在英国剑桥大学拿到哲学博士学位。老童生的泪，流了一个下午。我想：适之先生如仍活着，才81岁啊。我若告诉他，‘硕士念了两年半，博士只念了一年半。’他是会比我自己还高兴的。”（《在春风里》序）

　　1977年，陈之藩在美国麻省理工大学担任客座科学家，当时他所研究的是“人工智慧”。有一次，他偶然在大学图书馆看到香港中文大学招请电子工程系教授的广告，决定回到东方。香港中文大学电子工程系的创系主任是“光纤之父”高锟，陈之藩后来也担任了系主任。其间，陈之藩与当时的研究院院长邢慕寰不断讨论博士学位的创立，终于使电子工程系产生了香港中文大学的首位博士。

　　陈之藩左手研究科学，右手撰写散文。他的专业是电机工程，著有电机工程论文百篇，《系统导论》、《人工智慧语言》专书二册。但他常对朋友说：“我现在不大爱看的，恐怕是几年后电脑在半秒钟即可解决的问题；而我爱看的，是一百年以后电脑依然无法下手的。回溯起来，罗素上千页的《数学原理》的成百定理不是由60年代的电脑五分钟就解决了好多吗？可是罗素的散文，还是清澈如水，在人类迷惑的层林的一角，闪着幽光。”

　　1984年，陈之藩在香港中文大学校外课程部讲《科技时代的思想》时指出：“科技既以数量来作衡量，凡是不能用数量来衡量的东西，就难见其功了；科技既以实验来作证明，凡是不能作实验的东西就难以为力了。科学固然提供了可靠的知识与有效的方法；但是，我们把科学所描述的世界与我们感到的真实世界相比较，就知道科学成就之可怜了。与人最接近的是他的心灵，科学似乎并无所知。比如：永恒何所指谓，人人急切地想知道，科学不能答；上帝是否存在，也是人人热衷地想明白，科学却无所助。美与丑的分野，善与恶的分际，科学是避而不谈的。不谈还好，如果勉强去谈，答案是近乎可笑的。”他反思科学与文艺的关系：“用计算机可以把莎士比亚的句法排列与比较，但计算机写不出《哈姆雷特》来；用计算机可以把梵•高的笔法解析，但计算机却画不出《星夜》；用计算机可以模仿贝多芬，但却创作不出《田园》来。”

　　在科学与人文、民主与专制之间苦苦思索，陈之藩不甘心地提起笔来写散文：“我们当然对不起锦绣的万里河山，也对不起祖宗的千年魂魄；但我总觉得更对不起的是经千锤，历百炼，有金石声的中国文字。”晚年在香港，他写成了《散步》和《思与花开》两本散文集。

　　陈之藩不仅写散文，还译诗。他翻译布莱克（William Blake）的不朽名句：一粒沙里有一个世界/一朵花里有一个天堂/把无穷无尽握于手掌/ 永恒宁非是刹那时光。

　　他在《时空之海》中说：“如果说只许用诗来说明爱因斯坦的时空观，也很难找出比布莱克这几句再神似的了。”在文艺复兴时代，科学与人文是紧紧结合的，而种种学科的界限却在日后渐渐形成。在陈之藩描述的爱因斯坦的故事中，也许可以看出爱因斯坦是一个“文艺复兴人”。

　　在“专才”成群而“通才”寥寥的时代，陈之藩也正是东方的“文艺复兴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