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文化产业：市场与计划两种手段一个都不能少

　　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在“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构建有利于文化繁荣发展的体制机制”一章中指出，要通过体制机制的改革，“发挥市场在文化资源配置中的积极作用”，这个表述非常引人注目，对文化产业和文化市场管理工作提出了新时代下的新命题和新要求。

　　从计划走向市场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有关文件中一个经典表述，就是“发挥市场经济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这个论断源于小平同志在1992年“南巡”讲话中的一个著名论断：市场不是资本主义，计划也不等于社会主义，无论计划还是市场都是资源配置的手段。正是由于这段论述，彻底止息了关于市场经济的许多空洞的意识形态争论，启动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全面改革。也正是小平同志的这次理论创新，使我们认识到，市场和计划是“价值中立”的，以市场经济取代计划经济是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的要求，是经济发展的客观进程。

　　在文化领域同样如此。从历史进程看，在改革开放前，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和生活水平低，文化消费以计划分配的“福利性消费”为主，计划经济是资源配置的基础性机制。改革开放后，随着经济增长和收入逐步增加，消费需求也提高了，原来的福利分配模式不适应发展需要了，就开始实施“双轨制”，从政策上承认除了在计划体制之上，市场机制对于文化事业单位也有“一轨”的资源配置作用。进入世纪之交，我国已经实现小康，经济发展水平和生活水平极大提高，大部分文化消费活动已经建立在个人自我选择基础上，通过市场机制实现，以往的免费文化服务业已经绝大多数变成收费服务，市场已经取代计划对文化资源配置起到了支配性作用。这时候人们发现，以往一轨计划、一轨市场的“双轨制”在管理体制上造成了扭曲(所谓“越位”“缺位”“错位”)，制约了文化生产力的解放，于是便开始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寻求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文化管理体制。新型的文化管理体制是建立在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上的，这个根本性转变是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决定的，认识这个转变，是我国开放文化市场、发展文化产业并为此实施文化体制改革的根本依据。

　　因此，《决定》中提出文化体制改革是“发挥市场在文化资源配置中的积极作用”，这是对文化体制改革必然性的充分肯定，我们应该更加充分地认识市场对文化资源配置的积极作用，更加坚定不移地推动文化体制改革，使得市场在文化资源配置上的支配性作用得以顺利展开，为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建立新的体制机制环境。

　　以计划调节弥补市场调节机制的不足是市场经济题中应有之意

　　在改革开放的现阶段，开放市场、逐渐将文化资源配置的基础从计划转向市场，是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主要力量。承认市场机制是资源配置最大的积极作用就是承认文化体制改革和文化产业发展的必要性，必须毫不动摇。但是，仅仅认识到这一点还不够，市场不是没有缺陷的，市场在对资源配置起支配性作用的时候，需要以计划调节弥补市场机制的不足，这也是市场经济体制的题中应有之意。

　　一般来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任何一种交易活动都可能存在“外部性”。那些产生了积极的外部性的交易活动应受鼓励甚至补偿，而产生了消极的外部作用的交易活动则应该受到额外的约束和支付相应费用，这两种情况的存在都需要政府对经济活动进行一定程度的干预。成熟的市场经济是逐步发展出多层利益交换和调节机制的经济形态(即所谓初次分配和二次分配)，初次分配获得效率，二次分配实现公平。文化产品和服务的生产和交易活动属于知识交易范畴，具有“公共性”(其中部分具有“意识形态属性”)，因此可能是特别不完善的一种交易活动，特别需要加以弥补，这就是国家对文化市场进行管理甚至干预的原因。

　　关键不在于是否需要干预，而是这种干预的合法性和制度基础是什么。经济体制改革30多年的实践经验表明，只有尊重有关财产权的法律，在市场主体自主选择的基础上实施政策性干预，才能将市场经济的积极作用层层扩大，实现真正的可持续发展。如果政府的干预行为限制了市场机制的基础性作用，则会使得市场主体间难以形成公平竞争，扭曲其合理配置资源的行为，导致资源配置的低效率和浪费，最终降低了政府管理经济的能力。尽管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已经走过了30年，但是减少对地方的微观干预，改善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改善政府和企业的关系，仍然是改革的一个重要方向。

　　我国文化改革发展的目标已经确定，一个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衔接，与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客观发展相适应的新型文化管理体制机制即将建立。新型体制是建立在保护和最大限度地发挥每一个人的文化创造权利基础上，将党委领导、政府管理、行业自律、社会监督、企事业单位依法运营等多方面管理体制、机制、手段有机结合起来，从而将市场在文化资源配置中的积极作用最大化的系统。在这个系统中，企事业单位依法运营是基础，负责在市场环境中做出经营决策，最大限度地发挥市场机制在初次分配中配置资源的积极作用；政府管理是保障，负责在“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等方面服务于企事业单位的经营活动，最大限度地减少和弥补市场机制的消极作用；行业自律和社会监督是协调，以自我管理和社会监督形式调整企事业单位在经营活动中涉及的各种利益关系，减少在资源配置过程中产生的摩擦；党委领导是导向，通过共产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保证正确的发展方向，令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积极作用持久发挥影响。

　　灵活运用计划和市场两种资源配置手段是中国特色渐进式改革的需要

　　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但是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人均资源贫乏且传统观念负担沉重的大国，“转型”是特别艰难的，必须实行渐进式改革。因此，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作用要有一个过程，需要对计划和市场两种调节手段做长时期的灵活运用，才能逐渐显示出其积极性。特别是当改革处在重大关口，而发展同时又面临重大机遇期，改革和发展处于“紧平衡”状态的时候，往往难以准确判断形势，合理地将两种手段结合起来，这是我们特别需要注意的。

　　因此，文化发展改革的“紧平衡”问题可以这样表述：随着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我国城乡居民的文化消费需求日益增长，满足需求的方式也日益市场化，但是国家直接兴办文化的传统模式还没有革除，通过市场配置资源、满足需求的机制还没有建立起来，新的产业发展模式也还在探索。于是，搞好了是以改革促发展，在发展中进一步完善改革的路径和方案；搞不好就是改革滞后拖发展的后腿，启动传统机制，使今天的发展成为明天改革的对象；或者急于改革，仓促上阵，脱离实际，使今天的改革成为明天发展的障碍。

　　在六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宏伟目标后，凸显了发展需求巨大，发展冲动强烈，发展倒逼改革的形势。这时候，保证发展不失控(不泡沫化)，将发展置于改革的道路上，是需要勇气和高超的领导水平的。因此，以改革促发展费事费力，需要转变政府职能，花大气力研究、试点、制定方案和推动实施，短期不易见效。依靠行政权力和行政命令直接支配发展，则熟门熟路，容易得多。在宏观经济形势较好，政府税收大幅增加，手中颇有余钱的情况下，发展存在“路径依赖”的诱惑。

　　因此，认真领会《决定》的精神，“发挥市场在文化资源配置中的积极作用”首先必须深化改革，进一步开放市场；其次必须改善政府管理，建立多层调节机制。甚至可以说，既要“发挥市场在文化资源配置中的积极作用”，也要发挥计划对文化资源配置的积极作用，还要发挥各种社会的和政治的调节机制，才能建立起有中国特色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衔接的文化体制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