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放映员的电影情缘

银星影城，张大千在点击播放显示屏，全程数字化操控使电影放映工作变得轻松而简单。陈飞摄

万达影城，放映员颜光明正专心播放胶片电影带，每天在光影的另一端忙碌着，他们的工作平凡而重要。陈飞 摄

　　万达影院，七弯八拐而隐蔽的二楼放映机房处，电影放映员老谭、刚刚30岁出头的颜光明和他的同事们正忙活着10余台电影放映机器的正常运转，剪片、换片、装片、倒带……在善于制造快乐和感动的电影院里面，他们是为人们打开快乐匣子的人。一年365天，他们每天都如约放映着不同的喜怒哀乐，放映着过去，放映着未来……在一排排座位后面，放映的其实也是电影放映员们自己的人生。

　　人物故事之（一）

　　姓名：谭建国电影放映工龄：32年

　　工作地：长沙万达影城

电影放映员老谭的昨天和今天

　　在星光下，一块银幕，一台放映机，简陋的装备，自带板凳的观众津津有味地看电影……30多年前的“电影辉煌时代”，是许多电影放映员不能忘记的。

　　老谭今年48岁了。16岁那年，在广州参军的他因为一次偶然的机会，当上了部队里的电影放映员。1984年从部队转业回来的他被分配到当时的长沙燎原电影院。“那个时候电影放映员的地位和现在大不一样，放电影的人是很风光的。”回忆起那段时光，老谭很是自豪。

　　那个时候，老谭每每自己出去逛街或者是买菜，大家知道他是电影放映员，都非常乐意跟他交朋友，卖肉的人会提前给他留上一块上等的好肉。不过，有时候这种“特殊待遇”也会带来一些麻烦事。老谭说，晚上睡到迷迷糊糊的时候，总会有一些朋友敲门来要电影票。

　　除了多了很多朋友，老谭还因为电影放映员这个工作而收获了自己的爱情，“我的老婆是一个电影迷，每次想去看电影，又买不到票，就找到我，慢慢的，两个人就因为电影而走到了一起。”

　　电影在发展，从露天到室内，从胶片到数字，再到IMAX、3D，作为放映员，老谭见证了中国电影的变化。如今48岁的老谭也从当初小小的放映员升级为放映科技术经理。一个英文字母都不认识的他因为要操作高新科技的放映机器，又开始自己翻着字典摸索或者拜女儿为师学习一些简单的英文专业术语，学会如何熟练用电脑记录每天的日志和心得体会。不仅自己要学，老谭还要把自己每次所学的东西，像老鹰喂食似的，咀嚼消化掉后，再用更加易懂的方式教给手下的徒弟们。

　　32年，重复做着同样一件事情——放电影，老谭厌倦了吗？老谭笑了笑，特别实在地打了这样一个比喻，“就像一个厨师，32年炒同样一道菜，时间久了，他也会厌倦。”据说，老谭这几年一直在着力培养、提拔一些有潜质的年轻技术员。老谭说，自己已经年近50岁，将来的天下是年轻人的，放映员这根棒子迟早要交接给年轻人的。

　　人物故事之（二）

　　姓名：颜光明电影放映工龄：2年工作地：长沙万达影城

电影发烧友的电影执著梦

　　2009年，驻扎在长沙的万达影院正式开业还不到一年时间。28岁的颜光明走进了影院，不是为了看电影而是希望应聘电影放映员这个职务，而此前，他的身份是一名物业管理员。这种变化的理由很简单，颜光明是一位电影发烧友，他最喜欢的电影演员是周星驰，至今都是，最爱那些无厘头对白。最近几年，他最喜欢的电影就是《贫民窟的百万富翁》，单单这部电影，他就完整地看了五遍。

　　近两年的时间过去了，颜光明每天上班都会穿过通道，按动隐藏在2号厅附近的铁门，上内部楼梯来到放映机房。因为要照顾为数不多的几台胶片放映机的特殊放映环境，放映机房要尽可能避免强烈灯光的照射，只有荧光灯发出幽微白光，以及放映机发出的嘟嘟信号声，像是钻进了一个U形地铁隧道。

　　影城一天下来放映影片数十场，颜光明一个班8个半小时，负责放映20余场。在空调系统和放映机的噪音下，他和同事说笑了几句，更多时候，他们只是默默地巡厅、检察机器、接拷贝，从一个窗口的刀枪火影，到另一个窗口的缠绵悱恻，再到一个窗口的嬉笑怒骂。

　　这份寂寞不是谁都愿享受。不过，颜光明说自己感觉幸福，“墙那边，是人间的悲欢离合、喜怒哀乐在几平方米的白布上一一铺开；墙这边，幽暗的房间内、‘滴答滴答’作响的放映机，伴随着孤单而执著的我们，即使足不出户，我们仍然感受着世间的人情冷暖。”

　　人物故事之（三）

　　姓名：张大千电影放映工龄：半年工作地：长沙银星影城

“你们在哭在笑在叫，我都在感受”

　　和颜光明差不多，去年刚刚大学毕业的张大千也是为了电影而来。“我喜欢美国大片，特别是一些科幻题材的。”为了自己的电影梦，学习软件设计的张大千放弃了去深圳从事计算机方面工作的机会，依然当起了一名电影放映员。

　　现在的他已经习惯了独自在狭小而昏暗的放映间里穿行。偶尔，遇到一些他喜欢的电影，他会在放映空隙趴在放映机房的小窗口看着一段银幕画面，听着身边监控仪器上播放出的单声道声音。“看着自己放映的电影，这种感觉很特别、很满足。”

　　对于这位1989年出生的年轻人来说，电影放映员的故事并不是《天堂电影院》的版本，也没有开着摩托车到山里放露天电影、被村里漂亮的姑娘暗恋的桥段。甚至于现在每天与不同的电影为伍，他们已经很少将一部电影从头至尾看完。“我们养成了一种职业毛病，每次看到电影屏幕，第一反应先看画面、听音响效果，再给电影找些毛病，分析是电影本身的问题还是放映出了问题。”

　　对于他的这种选择，家人自然是相当反对，“我妈妈总跟我唠叨，放映员发展空间太小，每月的工资连自己都养活不了，劝我去找一份更好的工作。”

　　不过，在张大千看来，这份工作有着格外的意义，“在放映间，我每次都会一边放映，一边用耳朵听着现场观众的反应，他们跟着故事情节，鼓掌、哭泣、大笑，都会让我感到非常满足；电影放完，走出影厅，我会习惯性地观察观众脸部的表情，他们的放松感让我感觉自我价值的实现。”

　　张大千说，自己正在努力说服妈妈支持他的工作，“《唐山大地震》上映的时候，我请妈妈来看了我放的电影，走出影院，我发现她哭得一塌糊涂，我不知道她是因为我而哭，还是因为电影情节而哭，但是我清楚感觉到，她已经在慢慢开始理解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