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文杰：开创壁画临摹 让敦煌学“回家”

段文杰为敦煌研究奉献60余年，改变了“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外国”境况，近日以95岁高龄辞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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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文杰临摹的《各国王子举哀图》

　　着名敦煌学家、原敦煌研究院院长、敦煌壁画临摹事业的开创者段文杰，因病医治无效，于2011年1月21日17时在兰州家中辞世。95岁的人生中，他将其中60余年献给了石窟中的壁画，大漠里的黄沙。“承前启后学艺弘四海言可经纶行可师，出蜀入陇根脉植敦煌风同松柏节同竹”——25日遗体告别仪式上的这副挽联，正是一代学人光彩夺目的一生的精炼写照。

　　临摹敦煌壁画最多的艺术大家之一

　　谈及段文杰对敦煌艺术的贡献，不能不提他的壁画临摹。1946年他到敦煌后，很快便开始了壁画的临摹工作，之后独立或合作临摹历代敦煌壁画380余幅，面积达140多平方米，是临摹敦煌壁画最多的艺术家之一。

　　“他的临摹能深刻把握唐代绘画的气韵，特别以大幅人物画见长。”敦煌研究院院长樊锦诗以“慕法情深，忘身为道”八字对段文杰进行了高度评价。段文杰的临本技巧纯熟，形神兼备，整窟临摹的莫高窟第285窟、榆林窟第25窟成为敦煌壁画临摹的标杆，其代表作《都督夫人礼佛图》成为敦煌壁画复原临摹的典范。而他1956年在《文物参考资料》上发表的《谈临摹敦煌壁画的一点体会》中提出的壁画临摹“三方面”——一是客观临摹，二是旧色整理临摹，三是复原临摹，以及从线描、色彩以及画面的传神等方面对壁画临摹的技法及艺术审美意义展开的探讨，成为敦煌壁画研究的重要指导性文献。

　　段文杰将敦煌壁画的临摹，上升到理论和学术的层面。上世纪60年代初，他为复原一幅唐代壁画，查阅了百余种有关古代服饰的文献资料，通读了二十四史《舆服志》，摘录了两千多张卡片，不仅完成了一幅杰出的复原临摹品，而且也初步理出了中国衣冠服饰的发展概况，为写作《敦煌服饰》打下了基础。又如敦煌早期洞窟中出现的东王公、西王母形象一说为帝释天和帝释天妃，来源其说不一，段文杰则认为这是道教思想与佛教融合的表现。并以西魏249窟为例，详细论述了这种早期佛教艺术中国化的特殊形式的来龙去脉，发前人所未发。

　　樊锦诗说，段文杰以几十年临摹壁画的深切体会和对艺术规律的把握，指出了壁画艺术通过表现人物的面部表情及人物之间的相互关系来达到传神的目的，而线描的微妙变化，常常对于人物精神面貌的表现至关重要，因而，敦煌壁画既有整体的气势，又有细部刻画的出神入化。

　　引领敦煌研究 堪与复兴希腊艺术媲美

　　段文杰对敦煌的研究工作，许多带有基础性和开创性的意义，如1947年和1948年，段文杰及其同事们对莫高窟洞窟进行了一次全面的编号、测量和内容调查，这套编号沿用至今，成为今人研究敦煌不可或缺的工具。

　　兼任敦煌研究院研究员的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姜伯勤评价，在段文杰这一时期，敦煌学术艺术研究方面“看到了一系列重要的转变”。

　　姜伯勤认为，这期间敦煌研究从对石窟及藏经洞文书艺术品的一般记录为主，向综合性研究转变；把壁画临摹从一般性的传移摹写，提高到学理性的高度和复兴敦煌艺术的高度——“这一创造性工作堪与西欧文艺复兴巨匠复兴被中世纪阻隔的希腊艺术相媲美，并为催生敦煌画派进行了积累”；在敦煌石窟的图像学上有许多空前的创造，如对张大千先生从重层中剥出的乐庭瓌夫人礼佛图的图像服饰考释等；在艺术风格学的研究中，极有分寸感地评价了“犍陀罗艺术”之所谓印度希腊风对丝路重要口岸敦煌的影响，而创造性地提出了敦煌艺术“本土风格”这一划时代的艺术风格学创见。

　　段文杰从美术史和美学的角度探讨敦煌艺术的风格、技法等特色，勾勒出敦煌艺术的时代发展脉络。他认为敦煌艺术是华夏各民族共同创造的，是在具有深厚汉晋文化传统，又大量吸收外来艺术营养的沃土中成长起来的中国式的佛教艺术。以往的“东来说”、“西来说”各持一端，未免都失之偏颇。这为研究者打开敦煌石窟的奥秘提供了一把钥匙。

　　科学保护敦煌 让敦煌艺术走出国门

　　对敦煌“保护、研究、弘扬”的六字方针是段文杰提出的。在他担任敦煌研究院院长的上世纪80年代，莫高窟开始设置国内最先进的全自动气象站和其他的环境监测仪器，开始通过风向风速的监测数据采取措施对长期困扰莫高窟的风沙危害开展有效治理；对敦煌各石窟崖体岩石的化学成分进行分析，对石窟崖体地层的形成和构造特征及其形成的病害作了调查，对榆林窟危崖采用锚索技术和裂隙灌浆技术完成抢救性加固；对壁画和彩塑所使用的材料及其病害原因和机理作了分析研究，并对病害壁画和彩塑进行抢救性修复……“这个时期敦煌研究院的保护工作极大地提高了科学技术水平，保护工作进入了科学保护阶段”，樊锦诗指出。

　　石窟考古是段文杰的又一重大贡献。这个时期对长期蒙着神秘色彩的莫高窟北区240多个洞窟开展全面考古清理发掘，不但揭示了北区洞窟的性质，而且发现了一批珍贵的文物。

　　作为第二代“莫高窟人”的杰出代表，段文杰积极倡导敦煌艺术走出甘肃、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在内地多个城市及日本、法国、印度、美国等国家和中国台湾、香港地区举办敦煌艺术展览，引起巨大轰动；他促成日本政府无偿援建了“敦煌石窟保护研究陈列中心”，倡导成立了敦煌石窟保护研究基金会。在他和全国敦煌学者共同努力下，“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外国”的局面得到根本改变，中国的敦煌学研究走在了世界前列，敦煌学终于“回归故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