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副院长、经济研究所所长高培勇日前在出席中央民族大学经济学院、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院等联合主办的“第九届中国经济学前沿论坛(2018)”时，结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就高质量发展阶段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如何布局，经济研究如何与新时代形成同频共振发表了主题演讲。他表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一定要站在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基础上看待问题和提出方案。他强调，必须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不动摇，加大改革开放力度。
站在高质量发展的角度看待当前经济问题
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召开前，针对2018年下半年以来中国经济形势所发生的变化，国内经济学界做出的相关分析和提出的政策建议，存在不同程度的分歧。同样，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结束之后，围绕经济形势判断和下一步宏观经济政策布局等内容，也存在不同解读。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我的观察是，大家可能没有站在同一个平台上说话。具体一点，就是没有共同站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平台上，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来发声”高培勇表示。面对今天中国经济出现的各种复杂矛盾和问题，必须明确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我们已经进入新时代，只有立足于这样一个大前提讨论问题，才有可能达成共识，才有可能契合实际。
高培勇提出，高质量发展，既是时代的变化，也是发展阶段的变化。十九大报告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在经济发展阶段上的一种反映。这告诉我们两件事：一是时代变了，另一个是发展阶段变了。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主题，不同的发展阶段有不同的使命。如果意识不到这种转变，就会不由自主地套用传统思维方式解读当前遇到的新问题、新矛盾，复制以往的分析方法解读中央关于宏观经济发展的决策部署。“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发展阶段，语境不同、理念不同、话语体系不同。如果我们的思维方式，研究赖以支撑的理论基础还停留于过去，面对新问题、新矛盾，就会不由自主地滑入到惯性思维的轨道上去。”
重视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四大变化
高培勇强调，高质量发展不是一个标签，它有着一系列实实在在的内容。当我们意识到中国经济已经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需要用与高质量发展阶段相契合的发展理念、宏观经济政策主线、宏观调控的实施机制去调控经济、管理经济、做好经济工作。与高速增长阶段有所不同，在高质量发展阶段，有四点变化值得特别注意。
第一是发展理念的变化。
在经济高速增长阶段，我们最关注的是GDP的规模和增速，GDP几乎是我们追求的唯一目标，或者是最重要的目标。到了高质量发展阶段，与之相匹配的发展理念是：“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GDP规模和增速依然重要，但已不是唯一追求的目标，甚至不是最重要的目标。相对而言，质量和效益更重要。这种理念上的变化是非常值得注意的，其所要求的经济工作指导思想与高速增长阶段大不相同。在高质量发展阶段，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这四个“更”替代了GDP规模和增速。将新发展理念摆到如此重要的地位意味着，GDP增速高一点就松口气，GDP增速稍微差一点就紧张起来，疲于应对，不是今天面对经济形势变化、理解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所应持有的立场。
第二是经济运行中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的变化。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我国经济运行主要矛盾仍然是供给侧结构性的。在经济高速增长阶段，经济运行的主要矛盾是总量问题，矛盾的主要方面在需求侧。党的十九大之后，中央多次提出，当前经济运行主要矛盾是结构问题，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次强调，供给侧结构性矛盾是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它所传递出来的一个信息是：形势在变化，要从长期大势看当前的经济形势。
当前，受外部环境变化影响，我国外部需求出现波动。总量问题、需求侧问题都是要解决和应对的矛盾和问题，这一点没有疑问。但是，一旦当我们意识到当前处于高质量发展阶段，就必须回答，对比总量问题和需求侧问题，结构问题和供给侧问题处于什么位置。如果认定当前的主要矛盾又转回到总量问题和需求侧问题，那就需要另外一套话语体系来讨论当前的经济问题。如果不是，那就另当别论。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指出，主要矛盾仍然是供给侧结构性的，必须从长期大势认识当前形势。这提醒我们，当前经济运行当中的许多问题，表面上是总量问题，需求侧问题，实际上是结构调整过程中出现的阵痛，是长期积累的深层次矛盾的具体反映。我们必须牢牢记住，不管怎样，总量矛盾、需求侧矛盾都没有超越供给侧结构性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
第三是政策主线的变化。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线不动摇。在当前的背景条件下，我们已经意识到实施逆周期调节的必要性。逆周期调节主要是基于需求管理的政策体系来实施。站在需求侧，紧盯需求总量搞对冲性逆向调节，这是需求管理的精髓。需求少了，增加需求，需求多了，就减少需求。我们意识到了这种必要性，因为形势变了。但是有一点要注意，这种变化归根到底是一种短期性、周期性变化。当立足于长期发展大势看待今天的经济形势的时候，就要处理好逆周期调节和已经确立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之间的关系。不能忘记或忽略了我们是在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而一下子跑回需求管理的轨道上去。为什么必须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不动摇？说到底，是一个政策线索比较问题。逆周期调节是一条政策线索，但是当其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做比较的时候，总有一条是主线，一条是次主线或第二位的主线，一个是矛盾的主要方面，一个是矛盾的次要方面。对短期冲击需要进行政策调整，但时刻要记住，我们是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的宏观经济政策格局下去面对和解决这些问题。绝不能遇到短期的冲击和短期的矛盾就一下子忘记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
第四是宏观调控的实施机制发生了变化。
过去，政府的宏观调控主要依靠政策调整，宏观经济政策一旦确定后，大家普遍关注政府会采取哪些政策措施去保证政策目标的实施。这种基于短期的经济目标所采取的政策措施或实施机制，所追求的往往是短期的平衡和稳定。现在我们瞄准的是供给侧结构性问题，而结构问题、供给侧问题绝不是可以通过短期的政策调整就可以解决的，必须立足于长期的体制机制改革，最后的归宿点是“改革”二字。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特别提出，更多采取改革的办法，更多运用市场化、法治化手段加以实施，这是和以往不一样的地方。
新阶段不能重走“大水漫灌”的老路
高培勇强调，如果我们根据这四方面变化看待当前经济形势变化和中央关于经济工作的总体部署，就会得出不同于以往的判断，就会操用不同于以往的理念。概括起来就是立场、观点、方法都有所不同。
比如，谈到当前经济形势，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用了两句话加以集中表述。一句话是：“经济运行稳中有变、变中有忧”。另一句话是：“这些问题是前进中的问题，既有短期的也有长期的，既有周期性的也有结构性的。”这两句话说得很清楚，对中国经济的冲击主要来自两个方面的矛盾和问题。既有短期问题也有长期问题，既有周期性问题也有结构性问题，既有内部问题也有外部问题。
当来自两方面的矛盾和问题一并向我们走来并交互作用的时候，尤其是2018年7月份以来，面对包括大规模增加基建投资、大力度减税、扩大财政赤字规模以及大剂量增加或放松货币供给、放松金融监管等相关政策建议和主张，有必要特别警惕“惯性思维”。
“这些建议和主张无疑都是有针对性的。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如果这些建议和主张全部加以实施，是不是重新回到了高速增长阶段？”高培勇指出，对比一下上述政策菜单和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和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期间曾经实施的政策菜单，便可以发现：“简单复制并不是我们所想要的结果。”
高培勇特别强调，如果重新回到高速增长阶段思维去实施宏观调控，那就可能意味着将宏观调控理论和实践已经发生的变化抛在脑后而滑入“惯性思维”轨道了。十八大以来，特别是中国经济增速出现转折性变化以来，我们在干什么？回过头来看，这五六年的时间，我们一直在苦苦地探索如何维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寻找解决结构性、长期性问题的答案。2013年，中央做出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的判断。2014年提出“经济发展新常态”，2015年提出“五大发展理念”，接着又提出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2016年强调进一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2017年十九大提出“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再加上不久前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所做出的一系列战略判断和战略部署，所有这些，都在告诉我们：已经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应当也必须以与高质量发展阶段相契合的理念、思想和战略去看待经济形势，布局宏观经济政策。
高培勇进一步强调，如果我们重新走10年前、20年前那种刺激经济发展的老路，那无疑意味着是要重走“大水漫灌”的增长模式。中央之所以一再强调不搞“大水漫灌”，就是因为我们曾经有过“大水漫灌”的惨痛教训，许多人仍然对此记忆犹新。那不是我们想要的。
“既然重走高速增长的老路不是我们想要的。回到2008年、1998年大水漫灌的老路，也不是我们想要的，那么，当我们面对两种矛盾交织在一起的时候该怎么做？”高培勇指出，关键还是要立足于高质量发展。我们要把脑袋放在新时代和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大背景下来思考问题，必须意识到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之分，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之别，把主次矛盾、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结合在一起，通盘考虑，从而走出一条立足于高质量发展，解决短期和长期、外部和内部、周期性和结构性矛盾和问题的道路。
高培勇指出，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经给出了如何走出这样一条道路的具体方案。比如说在投资问题上，会议提出，要发挥投资关键作用。这个投资与以前的投资不一样的，是有效投资，投资的重点是制造业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基础设施和补短板。谈到减税的时候提出，一方面推动更大规模减税、更明显降费，另一方面要发展实体经济，立足于给实体经济减税。谈到货币政策的时候也在朝着如何避免“大水漫灌”，加强金融监管，而不是放松金融监管，走协调和融合的道路。
高培勇进一步指出，面对新形势、新问题，我们不能因局部的、眼前的问题而改弦易辙，不能一遇到困难就从供给侧跳回需求侧。如何将稳定总需求举措纳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线，同结构调整巧妙对接，是当前宏观经济分析的焦点和难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