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始终坚持和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遵循“改革—开放—创新”的产业发展逻辑，不断深化改革开放，不断调整产业发展战略，走出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产业发展和结构升级之路，积累了很多宝贵经验。
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条主线”、面向国内国外“两个市场”、加快推动质量、效率和动力“三大变革”，着力构建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四个协同”的产业体系，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不断增强我国产业的竞争力和整体实力。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快速从一个农业国成长为世界第一工业大国、第一制造大国，并引发全球产业竞争格局和分工体系的深刻变化。系统梳理和客观评价四十年来中国产业发展的历史，明晰未来产业发展航向，是我们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必须解答的重要课题。
我国产业发展经历三个阶段
从驱动力的角度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产业发展进行划分，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78年至2000年，这是一个以加快改革为动力，释放改革红利的发展阶段。在这个阶段，我国产业结构明显优化，三次产业结构从1978年的27.7∶47.7∶24.6调整至2000年的16.4∶50.2∶33.8，呈现出快速工业化的特征。从产业体系看，到20世纪末，我国已经基本建成独立完整的，有一定竞争能力的产业体系，涵盖国民经济各行各业，并保持快速增长，在轻工业领域拥有一批量大面广的民营经济产业集群，竞争优势突出，在重化工业领域，一批国有企业快速壮大，并加快“走出去”步伐，做好了拥抱全球大市场，整合全球资源的准备。
第二个阶段从2001年至2012年，这是一个以扩大开放为标志，释放开放红利的发展阶段。在这个阶段，我国产业结构持续优化，三次产业结构从2000年的16.4∶50.2∶33.8优化至2012年的10.1∶45.3∶44.6，服务业快速发展，服务业占GDP比重上升明显。这一阶段，我国产业结构呈现出鲜明的重化工化特征，特别是居民消费升级进入新阶段，城镇居民需求由过去的以吃穿用为主转向汽车、住宅等耐用消费品为主，带来产业结构重化工业转型。从产业体系看，得益于扩大开放的红利，中国经济的外向度极大提升，中国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 2010年后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制造大国，2016年中国制造业占全球比重高达26.7%。并且，通过积极参与全球价值链国际分工，深度融入经济全球化，中国产业体系的开放性和全球产业链的关联不断增强，既快速地推进了自身的经济增长和工业化进程，又对全球产业链的构建做出了巨大贡献。
第三个阶段从2013年至今，这是一个以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释放创新红利的产业发展新时代。在这个阶段，我国产业发展呈现速度变化、结构优化、动力转换的阶段性特征。从产业结构看，产业结构高级化趋势明显，第三产业占GDP比重迅速提升，2015年服务业增加值首次超过第一、第二产业之和，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突破50%大关。服务业正在成为新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新动力，成为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的新依托。在创新驱动的大背景下，我国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断深入，“大物移智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和生物、新能源革命成果不断应用，战略性新兴产业和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步伐加快。中国创新创业活力强劲，新产业、新动能不断涌现，并带动了产业结构、质量和效益的改善和提升，有利于中国经济向中高端水平迈进。
我国产业发展和结构升级的宝贵经验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始终坚持和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遵循“改革—开放—创新”的产业发展逻辑，不断深化改革开放，不断调整产业发展战略，走出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产业发展和结构升级之路，积累了很多宝贵经验。
首先，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关系，发挥好两个作用。我国产业发展和结构升级取得的成就，是政府和市场充分互动的结果，是尊重市场经济规律，充分发挥市场资源配置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结果。这其中，中国式产业政策通过直接支持、扶持、保护或者限制某些产业发展，以加快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实现经济赶超。既符合中国国情，也是美国、日本、德国等发达国家的通行做法。
其次，深化体制改革，有效激发市场主体的发展活力和创造力。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沿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向，紧扣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矛盾和瓶颈制约，聚焦产权制度改革、商品和要素市场改革、政府行政管理制度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这四大重点领域，出台了一系列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逐步建立和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快构建公平竞争、透明开放的市场环境，有效保护和激发了各类经济主体的创新积极性，为产业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制度环境。
第三，扩大对外开放，坚定不移融入全球产业分工体系。开放合作是我国产业发展壮大的必由之路。我国坚持引资引技引智并举，在引进外资的同时，不断扩大先进技术、理念、人才、经营管理和模式等“溢出效应”，并把开放的大门越打越开，开放领域从制造业逐步向农业、服务业延伸，市场准入条件不断放宽，加快形成高水平深层次开放新态势。我国还坚持“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在提高“引进来”质量的同时，加快推进“走出去”步伐，特别是十八大以来，以“一带一路”建设为引领，不断创新对外合作内容和方式，加大国际产能合作力度，推动我国从贸易大国到投资大国，从商品输出到资本、技术、服务输出转变，深度融入全球产业分工体系。
第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通过技术创新引领产业升级。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我国先后制定了“科教兴国”“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等一系列战略。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把创新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我国在科技研发投入、重大创新平台建设、区域创新体系完善、创新人才培养、科技成果转化、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升级版等方面出台一系列有针对性的政策，积极构建富有活力的创新生态和环境，激发全社会创新创业活力。
未来我国产业发展的方向
在看到我国产业发展辉煌成就的同时，也要看到，目前我国产业发展总体仍处于全球价值链中低端水平，新动能规模较小，传统产业改造提升任重道远，主要领域关键核心技术缺失，大而不强、大而不优等问题仍然很突出。下一步要按照党的十九大部署，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条主线”、面向国内国外“两个市场”、加快推动质量、效率和动力“三大变革”，着力构建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四个协同”的产业体系，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不断增强我国产业的竞争力和整体实力。
一是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努力增加制度供给，加快完善现代产权制度，保护和激发企业家精神，最大程度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继续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通过财税、金融、投融资、户籍制度等方面改革，促进要素自由流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继续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推动乡村产业振兴。抓好重点领域去产能，统筹做好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各项工作，加快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以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推动产业技术变革和优化升级，推动制造业产业模式和企业形态根本性变革。促进新动能持续快速发展，推动生产、流通、消费模式深刻变革，在中高端消费、绿色低碳、共享经济、现代供应链、人力资本服务等领域培育更多新增长点。
二是充分利用全球市场资源。发挥国内市场规模巨大优势，牢牢把握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持续提升产业结构、质量和效益。同时，进一步完善对外开放体制机制，对接全球高水平国际贸易投资规则和做法，缩短负面清单长度，加快建设自由贸易港，促进外贸优进优出，提升传统优势产品出口竞争力，推动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融合发展。持续举办进口博览会，搭建与世界深化开放合作的新平台，不断增强全球技术和产业创新资源整合能力。全面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大幅度放宽外资市场准入，扩大服务业和一般制造业开放。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促进国际技术和产能合作，推进重点产业领域国际化布局，支持企业更好融入全球产业分工体系。
三是加快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要适应阶段变化，调整经济发展的考核指标，从原来主要考核经济增长速度、规模等数量指标转向考核全要素生产率、就业、利润等经济发展质量指标。系统推进先进制造、垄断行业、流通等领域改革，加快发展先进制造、数字信息、高端研发、商务服务等高生产率行业，实现整个国民经济行业效率提升。推进垄断行业、国有企业和要素市场改革，优化资源配置，提高人力资本素质，激发土地、金融等要素活力，全面提高经济的投入产出效率。要深入推动流通革命，打通流通“中阻梗”，切实提高流通效率。通过质量变革提高我国产品质量和服务水平，培育形成“中国品牌”，推动我国产业从数量扩张向质量提高的重大转变。通过效率变革强化设计和新产品研发，着力培育自主品牌和打造营销网络，推动我国产业由单纯加工制造向设计、研发、品牌、服务等价值链中高端延伸，提升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益。通过动力变革着力将产业发展动力从要素驱动转向技术和创新驱动，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智造”和“中国创造”转变。
四是构建有竞争力的产业体系。要改革现有科技体系，真正释放科研人员活力，提高企业科研决策话语权，建立以企业为主体的创新体系，着力攻克一批制约我国产业转型升级和新兴产业发展的“卡脖子”技术和关乎未来发展的前沿技术。加快现代金融要素培育。支持现代金融机构通过资本纽带构建产业链上下游协作互动的产业生态圈，发挥现代金融的资本媒介功能、跨期风险配置、财富管理、并购重组和高效支付服务等功能降低信息和交易成本，促进各类生产要素优化配置，分散科技创新和创业风险，从而促进科技创新和实体经济发展。要加大教育和人力资源开发。厚植创新沃土，重点加强企业家人才、科技领军人才、中高端技能人才等“三类人才”的教育和培养，吸引和培育一大批有经验和影响力的复合型创新创业领军人才和团队投身实体经济发展，实现人力资本积累和产业发展协同。同时，通过重塑产学研合作机制，改革不合理的金融体制和教育体制，破除制约要素流动的不合理障碍，优化要素配置，提升要素效率，增强人力资本提升与产业发展的协同性，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能，形成实体经济与高端要素协同发展的有效机制。
(作者系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产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室副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