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2018年，是我国改革开放40周年。40年来，改革开放，春风化雨，改变了中国，影响并惠及了世界，这40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史上浓墨重彩的40年。
面对这个举世瞩目、影响深远的伟大实践，(记者 郭伟莹)从1992年到1996年，从1996年到2016年再到2018年，对陈东升来说，这些时间节点意义重大。从选择下海到创办泰康人寿，从泰康保险集团改组再到成为世界500强，每一步都印证了陈东升不同人生阶段的成绩。站在改革开放40年的历史时点上，陈东升表示，改革开放就是一个时代的巨浪，它真正地改变了中国，也成就了一批企业家。
如今，已到花甲之年的陈东升再次感到时代的浪潮，也感到时代的需要。他说，“剩下这辈子，我只想做一件事，就是把泰康开启的医养大健康事业进行下去，用市场经济的方式方法，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时代造就“英雄”
回望过去，陈东升认为，“开放是起因，改革是过程。改革和开放不是一个抽象的名词，是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在经济的每一个细节之中。改革开放真正地改变了中国，也成就了一批企业家。”
而促使陈东升与改革开放的历史浪潮划上联系的便在1992年。1992年，被视为我国改革开放历史上至关重要的一年。这一年，邓小平同志的南方谈话坚定了改革开放的方向。受此影响，36岁的陈东升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管理世界》副总编的位置上辞职下海，成为中国现代企业的首批试水者。
当时，怀揣《股份有限公司规范意见》和《有限责任公司规范意见》两个文件，陈东升准备申请拍卖公司和人寿保险公司的牌照，并由此开启了他的创业生涯。
时代不会辜负执意进取的人。1993年，陈东升创办中国第一家具有国际概念的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1994年，参与创办国内著名物流公司宅急送；1996年，创办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而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的成立也成为他倾力付出的医养大健康事业的开端。
如今，陈东升引用他人的评论对当初下海的选择表达了肯定，“那时社会还没有形成价值观认同，周边的人(对选择下海)不理解。而到现在，他们都说，你太有远见了。”正如陈东升所言，“历史是一杆秤，我们所有的历练都是在积累；时间是一把尺，只要我们坚持，不放弃，坚守心中对专业、市场的敬畏与向往，我们就会永远的走下去。”
将医养大健康事业进行到底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及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陈东升认为，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大民生，新时代的核心任务就是解决民生问题。特别是老龄化时代的加速到来，让养老和医疗等民生问题成为人民群众关注的焦点。
从1996年泰康人寿成立，到20年后泰康保险集团化改组，再到2018年成为“世界500强”，陈东升带领泰康走过了22年。而自2007年探索医养结合开始，也开启了陈东升和泰康的“医养大健康”事业。陈东升表示，这不仅仅是高品质养老社区的建设，更是希望以此来改变中国老年人对生命的态度，推动一场新时代的养老革命。
“95岁的老人在跑步机上跑步、85岁的阿姨在跳芭蕾。”这是十多年前陈东升在美国考察养老社区时亲眼看到的一幅画面。正是这幅画面，让当时的陈东升产生了强烈触动，也成为他日后提出的“养老革命”的题中之义。
养老有多种方式，但陈东升认为养老社区这种方式是最好的。而就目前情况来看，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够享受到高品质的养老社区。对此，陈东升表示，“养老革命”的另一个题中之义就是要降低成本，通过开发小户型、技术驱动等方式，让更多的人能够享受到这种高品质的养老生活。
创业26年，陈东升从“评中国500大企业”到“创造世界500强企业”。如今，已到花甲之年的他依然心潮澎湃。陈东升说，“剩下这辈子，我只想做一件事，就是把泰康开启的医养大健康事业进行下去，用市场经济的方式方法，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以下为采访实录：
记者：您是1979年进入武汉大学的，当时您选择的是哪个专业？为什么选择这个专业？您在武汉珞珈山的一块石头上刻了一个“始”字，有什么含义？
陈东升：我当时选择的专业是政治经济学。当年在珞珈山刻的“始”字，代表着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我觉得人立志比什么都重要，一个有志向的人，就像“无须扬鞭自奋蹄”，自学能力就起来了。
今天来看，所有成功人士(包括政治家、科学家)的力量源泉或者梦想，都是来自于青少年时代，来自于青少年时代的某一个偶然因素。
早年间，我读的《马克思传》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我就想当一个理论家。这个愿望很强烈，我高中毕业后当了工人，白天辅导农民培育农药，晚上就住在农民家，在煤油灯下看《人民日报》的文章。那一刹我就在想，什么时候我也能写出这样的文章，能够在《红旗》、《人民日报》发表。这个想法一直在我脑子里。直到28岁，我在《红旗》杂志发表了关于国际贸易和商品发展趋势的文章。
说起大学，那时是1979年，我高考报的第一志愿其实是哲学系，第二志愿才是经济系，而最后录取的是经济系。现在来讲，我太庆幸读了政治经济学，太庆幸读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太庆幸读了《资本论》，从西方经济史，到新古典主义、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再到发展经济学、数量经济学，我对经济学的这些概念慢慢通透，并训练了我的整套逻辑思维、抽象思维的能力。所以说，没有学经济学就没有我的今天，这是很重要的。
记者：您如何看待改革开放以来的这40年？又对未来的10年或40年有着什么样的展望？
陈东升：我是学经济的，经济是讲规律的。如果要按照西方经济逻辑来讲，今天我们中国就是完成了工业化。工业化是什么概念？就是西方讲的资本原始积累时代。
如果要是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这40年，特别前20年的“原始积累”实际上是最温和、最成功的，中国就是抓住了这个机会。中国有3亿农民工，他们实际上就是工业化时代的新型产业大军。工业时代最大的成就是专业分工，专业是这个社会自身的法宝。而工业化就是城市化的过程，城市化的过程就是要讲消费。工业化的早期，我们讲三大件是自行车、缝纫机、手表。邓小平同志时代则是，冰箱、彩电、洗衣机。到了21世纪世纪，我认为就是，买车、买房、买保险。
现在中国已经进入秩序的时代，跑马圈地、用资源来获取财富的红利已经没有了。今天企业成功的红利是什么呢？就是创新、效率,要依靠专业、管理和企业文化，来培养你的核心竞争能力。也就是说，真正的企业家时代已经到来，而真正的企业家一定是非常有战略能力、管理能力、创新能力。
记者：站在改革开放40年的节点上，请您重新定义一下92派？1992年之前和1992年之后下海的人，和92派之间到底有什么不同？92派的心理认同到底是多大规模的？
陈东升：历史都有很重要的节点，92派的那些事会影响十年二十年三十年。新中国成立后，1972年是最重要的节点，中美握手，这是一个重要的节点。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这是改革开放的节点。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节点就是1992年，这一年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坚定了改革开放的方向。
后来，国家体改委颁布《股份有限公司规范意见》和《有限责任公司规范意见》两个文件，我们看到后如获至宝。1992年12月，我们党提出来要实施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和经济制度。其中，宏观上的价格改革和微观上的产权所有制改革，我认为是最重要的两个改革。
我认为，92派是真正的市场经济和现代企业的试水者。我们这些公司成立之时就是股份公司、有限公司，产权清晰，完全按照股份制的框架来建立的现代企业制度。
这就有了后来说的92派，我们这批人被归纳为“寻找一个行业空白，创造一个行业标杆，带动一个行业发展”。比如说，嘉德拍卖带动艺术品行业、田源的国际期货公司带动中国的期货行业。
还有一个，促成92派最重要的还有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变化，它决定了我们这些人的走向。以1992年为时间点，假如我提前五年(提前到八十年代中期)下海，人家一定说是犯了错误。提前三年下海，人家一定说我混得不好。而1992年下海，别人就会说你是英雄。最重要的就是整个社会的价值观变了，当时我选择下海，周边的人不理解，他们还没有接受市场经济，还没有接受做企业是一个光荣的事。但是现在他们会说，你太聪明了，你太有远见了，那个时候我们对你捏把汗，觉得你好好的瞎折腾。所以说，社会主流价值观的认同也是92派的一个重要的社会基础。
记者：现在有些人做企业出现了一些乱象，您觉得这对企业家有着怎样的挑战？今年泰康进入世界500强，未来有什么规划？
陈东升：80年代末，我搞了中国500家大企业评选，研究《财富》世界500强中保险公司有几十家。这让我产生了一些触动。后来我选择进入寿险业，也是受到了两件事的触动。我看了一本书叫《谁控制日本》，这里面就说人寿保险聚集大量的资金投到重化工业，持有企业的股份。第二个，九十年代初华人首富不是李嘉诚，而是台湾国泰人寿的蔡万霖。所以，我坚决选择人寿保险。
所有人都想做百年老店，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做到。其实就是不要投机取巧，要有战略眼光，坚信战略正确，一张蓝图绘到底。工业时代最伟大的是带来了专业化，最后竞争的优势也是建立在专业基础上，我是带有膜拜的心态对待专业这个词的。此外，我觉得做企业坚持正确的价值观也很重要。偿付能力不足、卖短期险、举牌这些乱象，我们一个都不挨边。我学的经济学理论，对产业的认识，对企业的认识，对专业的认识，对做一个百年老店的根本要素的认识都有帮助，后来我总结叫“三化三不”。我们坚持专业化、市场化、规范化，不偷、不抢、不争。做生意不争一时一地；争长久、争战略、争思想、争未来，才能取得最终的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