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种新的育种技术，转基因发展和应用势不可挡：自1996年大规模应用以来，全球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增长了106倍，全球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累计已超过18亿公顷，为全球耕地总面积的1.2倍，转基因作物增加产值累计超过1330亿美元。
但是，很多专家表示，中国虽储备转基因技术多年，产业化却相对滞后，还在等待时机成熟。“产业化难”，仍然是横亘在中国转基因科研工作者和相关企业面前的一座大山。
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研究员朱桢近近日表示，在转基因研发方面，我国已前后投入了200多亿，有了一些过硬的技术和产品，然而目前因为种种原因，绝大部分产品还不能推向社会。
一个基因可以发展一个产业
中国有这样一个现象：在肯定转基因技术是安全的同时，又对转基因产业化限制，尤其是转基因主粮。农业部批准的转基因抗虫水稻“华恢1号”和“Bt汕优63”转抗虫基因的水稻，虽然前后进行了11年的安全性评价，但仍面临着如此窘境。可是，国际转基因农作物产业化却在持续不断的争论中一直保持快速发展。
“据国际农业生物技术应用服务组织发布的数据，2014年，国际批准商业化应用种植的转基因作物28种，转基因农作物种植面积达到27.225亿亩，已有65个国家和地区批准转基因作物种植或进口转基因农作物用作食品、饲料。”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研究员黄大昉说。
为应对日益激烈的农业生物技术的国际竞争，加快我国转基因植物研究与产业化进程，提高我国在此领域的创新能力，上世纪80年代初，科技部（原国家科委）将生物技术列入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计划），1999年启动实施了“国家转基因植物研究与产业化专项”。2008年国家启动“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重大科技专项。
“重大专项按照产品研发与产业化的完整链条，在转基因新品种培育、基因克隆与转基因操作技术、生物安全技术、中试及产业化、条件能力建设等五大领域进行任务部署。”中国工程院院士万建民说。
通过重大专项的实施，我国在重要性状基因克隆取得了一系列重要进展，尤其以水稻基因克隆进展最快，已处于国际领先水平。例如，近两年发表的高水平杂志上的水稻产量相关基因克隆及功能解析，三分之二是来自中国科学家。
同时，我国获得一批具有产业化前景的标志性重大成果，比如，新型抗虫转基因水稻抗螟虫效果达95%以上，可显著减少农药用量，比对照增产5%以上，米质达到3级优质米标准，研究水平居国际领先。
“这些研发使我国转基因核心技术创新能力显著提升，已克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重要育种价值的高产、抗病虫、抗逆等关键基因107个，应用于创制转基因生物新材料。”万建民说，产业化蓄势待发。
产业推进缺“主角”
“20年来，我国转基因技术发展，特别是重大专项的实施逐渐使我国与国际缩短了差距，但远远没有对农业产业发挥真正的作用，这其中有科技、社会认识、国家政策、国际舆论等多方面的原因。”中国工程院院士尹伟伦说。
与此同时，我国种子企业国际竞争力尚需提高，尚未形成创新主体。转基因技术与以往的常规农业技术不同，集中体现了现代生物技术的高技术特征。转基因技术的大规模成功产业化依赖现代化企业的集约经营。
“我国与国外的差距，不是技术研究，也不是产品研发，而是缺乏从事生物技术产业的顶级企业参与，生物技术发展的市场前景没有激发起企业的兴趣。”万建民认为。
“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种子市场，但是，我国种业发展历史较短，种业科技原始创新能力仍然薄弱，在技术创新和产权专利方面与发达国家尚存在差距，种业企业尚未形成良种科技投资和创新主体。”朱桢说。
我国现有5800多家种子公司，其中注册资本3000万元以上的只有325家，绝大多数种子企业尚没有健全的研发体系，平均研发投入不到销售额的1%，只有极少数种子企业具有商业化育种能力。
“在产品创制方面，需要实现不同环节的规模化‘流水线’操作和严格的安全检查与监测；在市场营销方面，需要实施众多知识产权保护与应对复杂国际贸易规则，因此决定了转基因产业化是高投入、高回报的现代企业集约化经营模式。事实上，国际间转基因农作物大规模产业化也确实由少数具备集约化经营能力的大型种业公司主导。”万建民说。
在国外，跨国种业集团已经成为了转基因产业推进的主体。例如，孟山都、杜邦等公司每年都投入10亿美元以上开展转基因作物技术与产品研发。孟山都、拜耳、杜邦先锋、先正达、陶氏益农等五家公司掌握约70%抗虫基因专利和85%的抗除草剂基因专利。
“我国应加强产学研联合创新机制建设，强化企业技术创新主体地位，鼓励有实力、成长性好、体制机制活的企业开展转基因技术研究、产品开发和应用。加大财政资金引导扶持力度，支持企业与优势科研单位建立实质性联盟，组建上中下游一条龙的产品研发创新团队。按照商业化育种的组织实施模式，建立科企联合实施的新机制，加快推进产品研发和产业化，逐步形成以企业为主体的现代生物育种体系。”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研究员林敏说。
产业化战略研究尚存不足
“理论也好，技术也好，终极目标是产业化，我们国家的科技投入已让一些发达国家羡慕，但是能不能产生期望的效应，还是令人担心的。”中国农业大学教授罗云波说。
近日，农业部科技教育司司长廖西元透露，“十三五”期间将加强棉花、玉米品种研发力度，推进新型转基因抗虫棉、抗虫玉米等重大产品的产业化进程。
对此，黄大昉分析，这意味着转基因玉米产业化有了时间表。
专家表示，我国或已基本明确了当前及今后一段时间转基因农作物产业化的大体目标与路线图，但支撑这些目标与路线图的强有力的战略研究还应加强。
“面对复杂的国内外形势，在详尽分析我国当前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对农业的重大需求的基础上，研究转基因成果如何解决我国农业面临的重大问题，进而系统制定实施产业化的具体步骤和相应机制等等，这些战略研究尚显缺位。”黄大昉说。
中国工程院院士戴景瑞也认为，目前，转基因技术并未完成历史使命，产业化应用和国外尚有差距，需要在“十三五”“十四五”进行系统布局。
专家建议，围绕转基因的国家战略、产业发展政策、市场流通应用、制度保障等关键议题，开展调研，为国家决策提供科学权威依据，并健全事关转基因发展重大问题的科学决策机制；从我国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重大需求出发，结合当前我国农业产业升级与转型、消费市场变化动态、社会舆情与消费者需求及国际贸易相应等多种因素，系统开展战略研究，尽早提出我国转基因农作物产业化的明显规划。
同时，转基因品种产业化相关政策滞后，也影响转基因技术产业化进程。2001年，我国颁布了《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条例》的实施对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与评价起到了促进和保障作用，但某些规定已不适应当前转基因生物育种科技水平迅速提升的发展现状和我国农业发展和保障粮食安全的紧迫需求，亟须按照推进产业发展的思想，尽快修订完善《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专家呼吁，尽快出台《转基因生物品种审定办法》，改进完善标识制度和逐步公开安全评价报告，既保障公众知情权和选择权，又有助于合理有效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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