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伟民：新常态下推动经济发展要注意八个问题

　　近日，中国经济50人论坛成员、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杨伟民在“新浪·长安讲坛”发表演讲指出，目前媒体、社会上对新常态存在两种误区，把新常态扩大化，什么都是新常态。“其实我们说的新常态是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不能吃饭睡觉都进入新常态，不能乱用、滥用；再一个就是有一些判断，提到好像是新常态，政府就不用办事了，经济增长速度下滑也不用管了，当做不作为的一个借口。”

　　同时，他还表示在经济增长新常态下，高速增长时代已经结束了，中高速增长才刚刚开始。经济进入新常态发展有四个基本的经济特征，一个是增长速度，从过去的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二是发展方式正在从过去的粗放型转向更加集约型；三是经济结构的调整从增量为主转为存量和增长并行的调整；四是经济增长点正在从传统的房地产、投资、重化工业转向新的经济增长点。

　　“过去中国的发展导向，学习发达国家的产业政策走得通，是因为按照雁行理论，前面有一只雁在领着我们飞，美国有汽车我们搞汽车就行了，美国有飞机我们就生产飞机。现在，产业上我们和这些国家已经并驾齐驱了，已经不再是落后的雁了，发达国家有的我们差不多都有了。但技术可能不行，质量可能不行，工艺可能不行，价值量很低端。现在我们国家再向其他国家找一个新的产业这种已经很难做到了，但新的产业仍然存在，要靠市场来寻找。”杨伟民说。

　　以下为杨伟民在新常态下推动经济发展要注意的八大问题演讲摘要：

　　一、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上，政府要作为推动发展主体。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新常态下，这些战略思想、方针政策在新常态下仍要继续坚持，毫不动摇。但要区分的是，政府究竟是发展的主体，还是推动发展的主体。过去的逻辑是：我要发展—发展成为政府责任—确定一个必须实现的增长速度目标—层层分解。在这种逻辑下，中央提出的任何关于发展的战略任务，地方政府都会自觉的冲在第一线。政府之所以会认为自己是发展的主体，是因为在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上，即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上，存在认识偏差，在理论上没有确立市场决定论。过去在理论上承认了市场经济，但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定义是有偏差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此进行了正本清源，提出“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遵循这条规律”。发展的主体是企业，消费者。政府作为公共产品生产者，同其他企业一样；作为产品消费者，同其他消费者一样。市场决定条件下不是否定政府对推动发展的重要作用，在新常态下，政府推动发展，可以做好以下工作：一，编制规划，建立全国统一的空间规划体系，实现多规合一；二，完善政策；三是服务企业，解决企业面临的融资难，成本高（工资，土地，电力）问题；四是净化市场，减少不公平竞争；五是提供公共产品服务；六是治理环境；七是推动基础建设规划。

　　二、在发展导向上，要以质量效益为中心推动发展。过去政府把自己当做发展主体，必然会带来以GDP为中心，以增长速度为中心做经济工作的问题，各级地方政府必然追求高速度。有的地区什么都要率先，有的地区要赶超，弯道超车，层层拔高指标。盲目追求高速度的恶果，已经开始显现。现在经济减速，固然是潜在增长率下降了，但不能否认的是，旧常态下的发展方式走不下去了。按照旧常态的逻辑，把政府作为发展主体，政府去找新增长点的路很窄。政府要通过净化市场，让市场焕发活力，让市场发现新的增长点。新的增长点主要靠市场发现而不是靠政府去发现，市场的力量是无穷的，而政府的眼界则是有限的。新常态下，仍要坚持发展是第一要务，但发展的内涵要扩展，重点要改变，要的是那种有质量，有效益，可持续的发展，具体说是产品要有市场，投资要有回报，员工要有收入，企业要有利润，政府要有税收，资源环境要可承载。总之在发展导向上我们要GDP，而不要唯GDP。

　　三、在扩大消费中，要重视净化消费环境，提高消费能力，培育新消费群体。过去消费匮乏，消费心理是你有我有大家都要有，消费具有明显的模仿型，排浪式特征。在这种消费趋势下，扩大消费的政策注重的是寻找消费热点，在两次应对金融危机中，重视培育几个全国人民都在同一时点消费的新热点，靠政府财政补贴等，形成保增长消费热点，当时确实起到了积极作用。新常态下基础性的消费基本都能满足了，模仿型，排浪式的消费渐行渐远，个性化，多样化消费渐成主流，这种变化，要求消费政策做一些改变。一是重视净化消费环境；二是重视增强消费能力；三是重视培育新的消费群体。

　　四、在增长动力上，要把创新作为驱动发展的持久动力。过去各级政府都把控制或扩大投资作为主要手段调控经济增长，当经济过热时，会控制投资，要刺激经济增长时，扩大投资就成了主要手段，各级地方政府做经济工作，主要精力放在招商引资上。当前的增长下滑，其中一个可能性，就是市场对前期过渡投资的反应。新常态下，投资作为增长动力仍会发挥关键作用，但作为最大动力的时代基本过去了，必须把驱动力转到创新上来，把投资与创新结合起来，投资是必要的，但要推动有效投资。第一，投资要有回报。公共性投资不要求投资回报，但要确实是夯实发展基础的，有政府财力保障的；第二，不加重新的产能过剩；第三，不破坏生态环境。在推动创新过程中，要把握好几个问题：第一，全面把握创新的内涵；第二，产权激励是最大的激励；第三，投融机制要适应创新；第四，招人比招商更重要；第五，依靠市场发现创新点；第六，政府要营造创新环境。

　　五、在结构调整过程中，要增量与存量并重。过去我们在结构调整过程中，做的事主要是增量调整。所有产业都要上，都做加法，上项目、加产能。结构调整不过是不同产业的增长速度不同而已。过去这样是必要的，因为增长的产能可以被需求吸收。现在，我们经济发展面临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赶不上供给的快速增长。供给总体大于需求，生产出来没有现实需求支撑，形不成现实的增长，供求关系这一市场经济的基本法则对经济减速起着决定性作用。现在必须开始进行存量调整。背景是经过这么多年的快速发展，一些经济社会发展指标已经或接近峰值。劳动年龄人口，二氧化硫等四个主要污染物，建设用地总量，农业用水，钢铁和水泥产能，化肥农药农膜的消费已经达到总量峰值。人口峰值也并不遥远，接下来就是粮食消费，水资源消费峰值，钢铁水泥消费量峰值，大学毕业生峰值，二氧化硫排放峰值等。达到峰值的领域，发展意味着调整以旧换新，以小换大，是减量，提质，增效。国内供给的三个主要方面都一定程度面临深度调整问题。产业方面，房地产方面，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中央经济工作会提出，化解以高杠杆和泡沫化为主要特征的各类风险将持续一段时间。这意味着，今后重视扩大增量，也要重视调整增量，“补短板”与“裁长板”并行；既要补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如扶贫、公共性基础设施、医疗养老等“短板”，更要截去一些方面的“长板”，去产能，去杠杆，去债务，去泡沫。新常态下，地方政府在结构调整中也是双重的：一方面要通过推动创新形成新的增长点；另一方面不要在对本地的产能过剩行业僵尸企业不贴了。美国经济复苏是付出了代价的，在市场机制下，对存量进行了调增，比如工业增速一度跌到-15%，产能利用率到63.7%，同时，破产企业申请案件人从危机前的11.6万件飙升到42.2万件。

　　六、在区域协调中，要确立人口经济资源环境空间均衡原则。区域发展总体战略的出发点是缩小区域发展差距，成效是明显的，但也出现了不少问题，分散开发、无序开发、过渡开发带来的生态环境加重，区域上的“政策洼地”过多，市场分割，要素流通不畅通、物流成本高企等。差距更应该是人均GDP、居民收入、生活水平、基础公共设施、公共服务的差距。缩小人均GDP差距，要分子、分母一起变化。缩小收入差距不是绝对的，因为各个地区的生活成本不同。政府真正要做的是不限制人口的流动，缩小地区间公共财政支出的差距，从而间接缩小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的差距。产业只有凝聚，才有竞争力。在新常态下，促进区域协调，要从根本上转变发展理念，从单纯促进经济均衡，转向促进人口，经济，资源环境的空间均衡。空间均衡，就是在一定空间单元内，以满足人的需要，提高人的生活水平为目的，以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为基础，实现人口，经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三者之间的空间均衡。

　　七、在推进城镇化中，要以人为核心，有偏差的城镇化，不健康的城镇化已经走到了尽头。过去的城镇化的做法是，要地不要人。打着城镇化的名义搞房地产，我国的城镇化进步一直是一种统计意义上的城镇化，看起来达到了54.77%，但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可能只有37%左右，过去大力发展小城镇，但农民工多数还是跑到大城市，而户籍迟迟不放开，形成了今天的农民工越积越多，解决的难度越来越大。农民工不能市民化，在需求、供给两方面对中国经济发展造成致命性伤害，从供给看，将来会面临“谁来务工”的问题。上世纪90年代农民工年均增长15%，新世纪头十年大概是6%左右，2010年是5.4%，2011年4.4%，2012年3.9%，2013年2.4%,2014年1.9%，五年来，按照5、4、3、2、1的速度下降，其中外出农民工增速2010年是5.5%，2013年降到了1.7%，2014年1.3。解决的办法，一方面要大力提高劳动生产率，特别是农业的劳动生产率。另一方面，要让农民工市民化。农民工不能市民化，不仅在劳动力数量上对经济发展带来影响，更重要的是在质量上会影响我国制造业大国地位。农民工已经是产业工人的主体，在制造业从业人员中占68%。从需求看，房地产是一国经济成长的重要动力。现有的房地产为什么难以启动，一是人口难以落户，没有政策预期。二是房价太高，相对于农民工的收入，现在房价太高了。农民工不能市民化还影响服务业规模的扩大。

　　八、在生态文明建设中，要树立保护绿水青山就是发展原则。对生态环境在思想上，认识上，不彻底、不到位有偏差。一是把生态环境作为经济发展的副产品；二是把可持续发展割裂开来；三是重点没有放到最应该放的正确的地方；四是没有把山水林田湖当做一个生命共同体；五是不区分权力与权利；在新常态下，建设生态文明，至少在一下几个方面要改变。第一，发展的理念要改变；第二，发展的内容要改变；第三，发展的方式要改变；第四，发展的思路要改变；第五，治理的重点要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