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济南、南昌等地放松楼市限购以来,越来越多的城市采取“只做不说”的方式调整限购政策。截至本周一,全国已经有29个城市放松或取消楼市限购政策,这个榜单还在快速扩容。上周,武汉、杭州、成都、长春等地虽未下发正式取消限购的通知,但实际操作中已相继放松限购政策。调整限购城市快速扩容背后是全国商品房待售面积的不断攀升。
“限购令”松绑的背后,其实是地方政府对利益的考量。尤其是当前经济下行的形势严峻,土地财政的状况依旧,松绑限购降低对房地产的调控力度,进而盘活土地市场获得更多的土地收益,理所当然成为地方政府的不二选择。而由此可能带来的结果是:钢铁、水泥、装饰等行业发展刺激经济增长,土地财政得以继续,但是房地产调控的成效也将大打折扣。房价合理回落,是楼市健康发展的外在指标,坚持调控力度不减既是对民众负责的表现,也是发挥政策延续性作用的需要。从这个意义说,给“限购令”松绑,理应慎重考虑。
从2008年到2013年仅仅6年的时间,土地收入就从六分之一增长到三分之一,为地方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财力支援。然而,再暴利的行业也终归难以为继,再巨大的泡沫也有被吹破的一天,土地财政虽然好,但若贪杯必然会成为毒药。限价也好,托市也罢,住房关系到公共民生福祉,实行政策调控具有民本性。时下的问题在于,在解决民生的基本需求之上,实现市场归市场,民生归民生。
长期形成的路径依赖,可能会让政策层面处于饮鸩止渴的层次,明知救市风险巨大难以为继,但依然一个猛子钻进去。限或许并不科学,但救绝对违背民生所愿和市场规律。公共政策最好的做法,便是在强化保障房、安居房建设,履行了自身的民生责任之后,对商业属性和改善需求的商品房,让市场的供需去发挥决定作用。—堂吉伟德
众所周知,土地财政是建立在集中配置资源、城乡二元土地制度分置基础上的,无论是理念上还是方式上,都还是粗放型、消耗型的发展,导致了土地资源的快速出让与快速消耗,也必然导致各地房价持续攀升、却无人问津。与之相对应的是,资源被掠夺了,环境被恶化了,“数字政绩”被造假了,百姓的“幸福指数”,也被高房价绑架了。
可见,地方救市,仅救活了土地财政,却救不了地方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更救不了民生。对于一个地方的发展,不能简单说速度快了、数字高了就是好的,应具体分析他们拉动经济增长的客观依据;要具体分析当地的经济高增长,是不是同时带来了就业的提高、民生的改善。试想,如果地方一味地救市,经济增长仍然靠土地财政支撑,一旦无地可卖了,发展链条也断了,就业、民生、“幸福指数”也就没有保障了。—汪昌莲
各地变相“救市”的背后,表面上体现的是地方政府对楼市下行的担忧,深层次来看,还是无法摆脱对“土地财政”的依赖。这种逐利性和盲目性的行为,从长远来看,既不利于房地产市场本身的健康运行,也不利于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健康发展。
市场经济的本质是法治经济,各地方政府不应“无底线、无条件”地放松限购,而须加强法律和制度建设,预防好限购松绑的反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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