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是“十一五”规划实施的最后一年，也是“十二五”规划的基础年份。举国上下共谋“十二五”规划之际，应积极争取将红十字事业规划纳入各级政府的总体规划之中，使其成为社会事业专项规划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充分认识形势，把握谋划方向
2009年以来的主要工作，可以概括为四句话：应对危机、企稳回升、好于预期、潜藏风险。
一是应对危机。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蔓延全球，中国难以幸免。2009年的经济工作，从中央到地方采取的所有措施都可以归结为“应对危机、及早复苏”八个字。
二是企稳回升。金融危机爆发后，各国经济学家对经济走势的预测用了4个英文字母，分别是：V、U、W、L。中国的经济走势是漂亮的“V”字型复苏。
三是好于预期。2009年各项经济指标的完成情况超出预期。GDP增幅由原定的“保8” 达到8.7%。
四是潜藏风险。2009年能取得如此成就，动力何在？通俗地说，是“靠钱堆出来的”，实际上基础并不牢固，潜藏了一些风险。从贷款角度看，40万亿元信贷投入换来33.5万亿元GDP。这种投入产出，任何单个企业、家庭或个人是“玩不转”的。
2010年是进入新千年之后第二个10年的开启之年，今年的工作重点可概括为4个方面：
一是转方式。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九五”期间我们就提出要实现“两个根本性转变”，即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和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转向集约型。结果，15年后，第二个根本性转变仍未能实现。到今天，内外环境逼得我们非转不可。
二是稳增长。2010年，全国经济增长目标确定为8%，同时要将CPI涨幅控制在3%以内，归纳为“保8控3”。稳增长要有相应的政策措施，宏观上最重要的就是财政与货币政策。全球应对金融危机冲击有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普遍实施了行政性经济刺激措施，发挥“有形之手”的作用。现在部分国家宣布“退出”，而中国已宣布，至少在2010年“不退出”，将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三是重民生。就是要把民生放在特别重要的地位，“国计”以“民生”为第一位目标。海内外对我们的“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评价很高。假如再完整一点，可以补充一句“权为民所授”。政府所有权力都是老百姓授予的，当政者应该具有的最重要的理念就是“重民生”，应该把“民生”放在最重要的地位，继续推出与实施一系列相应的政策举措，这样既能拉动即期消费，又能安定民心、促进和谐。
四是防通胀。当前对此争论颇为激烈。一种观点认为，存在通胀预期，但2010年不会产生通胀。另一种观点认为，存在通胀预期，通胀即将到来。笔者持第三种观点，实际上我们已经处于通胀区间。目前社会上流通的货币已经大大超过社会经济活动对硬通货的实际需求；加上赖以判断通胀的CPI样本构成不尽科学合理，数据本身已不可靠。同时，判断是否出现通货膨胀不能完全依赖CPI。所以，2010年的一项重要工作是治理通胀。
全面解读背景，拓展谋划视野
第一，经济背景。“十二五”期间最大的经济背景是我们进入“后危机时期”。“后危机时期”的最大特征，是行政性经济刺激措施要退出。2010年，我们已经宣布“不退出”。但是，在“后危机时期”，靠打“强心针”不可持续，不想“退出”也得“退出”。“退出”以后中国经济会是什么状态，是“十二五”期间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
当然，“后危机时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不再只把追求速度放在首位的“喘息期”、“窗口期”，可以把经济结构调整得更为合理一些，提高经济运行质量与效益，彻底转变发展方式。
第二，政治背景。宪法规定，我们的行政领导层每届任期五年，可以连选连任，但连任不得超过两届。这样就产生了五年一次的“小换届”与十年一次的“大换届”现象。“十二五”期间恰逢各级党委和政府的“大换届”。一个地方的领导集体尤其是主要负责人的变动，对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必将产生重大影响。
认真研判环境，确定谋划重点
“十二五”面对的环境因素特征，用一个字概括就是“变”——内外环境会发生许多重大变化。这些变化会导致一些重大战略方针甚至重大战略选择的调整和转变，我们将继“建立新中国”、“改革开放”之后进入又一个战略调整期。初步分析，有“三大关系变化”、带来“五大战略调整”。
（一）三大关系变化
第一，与世界发达经济体之间的关系将会发生重大变化。“十二五”期间，我们与美国、欧盟、日本等发达经济体之间的关系，将会从现存的货币形式的严重不平衡变化到贸易、经济、金融领域的全面平衡。这一变化会导致我国战略路径选择的重大变化，就是从2010年，最迟从“十二五”开始，从改革开放以来的以出口导向型为主的经济发展道路转变为以内需扩张型为主。
第二，与其它经济体之间的关系发生变化。其中特别突出的是与新兴国家和资源型国家的关系。新兴国家中最为突出的是“金砖四国”，这是一个值得重视的平台。我国未来的发展有三大瓶颈制约因素：人口压力、生态环境容量的压力和资源短缺。前两个因素，我们只能“自我消化”；但资源短缺，需要资源型国家支持。“十二五”期间，我们与资源型国家的关系要从过去的友好互助关系，转变到互助互补、互惠互利，防止同质化竞争。
第三，内部环境变化。内部环境要从过去突出“一部分”转为兼顾“全体”，以期实现新的利益平衡，保障社会和谐稳定。现在我们越来越注重让全体国民共享改革开放的成果与经济建设的阳光雨露。
（二）五大战略调整
从2010年乃至“十二五”开始，将面临一些重大战略调整。这些调整对包括红十字会工作在内的各方面工作都将带来更多机遇与挑战。
简要归纳，大体上有五大战略调整。一是改革开放30年来的以出口导向型为主的战略路径选择将转向以内需扩张型为主的道路。二是新中国建立后的前30年基本“以苏为师”、改革开放以来30年经济领域“以西为师”，将转向下一个30年中华民族新的“以我为主”的伟大复兴。三是国内关系将从“以阶级斗争为纲”、不断盯着“一小撮”，到改革开放突出鼓励“一部分”，转向兼顾“全体”、全局的平衡。四是将扬弃“人定胜天”、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的速度型发展，转向“以人为本”、“天人合一”的质量型可持续发展。五是经济发展方式将从“九五”至今主动转变未能实现，变为刻不容缓地被迫转变必须实现。
正确看待基础，消除谋划误区
对基础条件的分析分为两个方面：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
（一）有利因素
一是平台高。中国许多经济指标已经上了万亿元级的台阶。2009年的经济总量是33.5353万亿元，折算成美元是4.909万亿，固定资产投资22.4846万亿元，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2.5343万亿元，进出口总额2.2072万亿美元，财政收入6.8477万亿元。全国银行业总资产是80.5万亿元，到今年1月底，银行支付结算总量是1208.06万亿元。股市流通量超过20万亿元，居民储蓄存款超过21万亿元。
二是门类全。世界上现有的经济门类，中国基本齐全，有些还处于前列，比如处于最前沿的物联网。制造业30多个大类，我们已有一半以上生产规模位于全球前列。
三是余地大。有很大的发展余地与较大的发展空间。一是城市化，2009年我国城市化率46.6%，而世界平均水平已超过50%，这方面我们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城市化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意味着1000多万农民变成市民，他们的生活方式、消费行为会随之变化。同时，广大农村市场还未发育，服务业在不少村镇还有空白点，农村有非常大的发展余地。最重要的是，中国的内需消费市场发展潜力巨大，13亿人口每人多花10元钱就有130亿元潜在市场。
四是有优势。我们有一个体制优势，就是能集中力量办大事，公共财政实力雄厚。
（二）不利因素
归纳为“三不”和“两大压力”。
一是结构不稳定。无论是供给、需求还是要素结构都积累了不少矛盾与问题。这一轮经济刺激措施一定程度上加剧了“结构病”，凡与速度有关的指标都比较好看，与结构有关的却经不起推敲。2009年经济总量增长8.7%中有8个百分点是靠投资拉动的；产业结构“一产不稳、二产不强、三产不足”。“十二五”期间，总体上要从供给结构调整为主转向需求结构调整为主。
二是基础不巩固。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三农”问题依然是薄弱环节；经济发展基础在内生动力、创造力与人力资源的基本技能与素质，均有不少差距；社会结构还是“金字塔型”，基础部分还是广大工人、农民。生态基础受到严重破坏，水、气、土壤污染严重，生态修复与节能减排压力很大。
三是民生不平衡。其中特别重要的是“官民关系”失衡与“劳资关系”失衡。其背后分别是提升行政公信力与勤政廉政问题和调整以收入分配为核心的利益格局问题。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我们只把主要精力放在“把蛋糕做大”，殊不知假如“蛋糕”长期切得不合理、不公平，“蛋糕”做大后只会放大这种不公平，从而导致利益冲突加剧。因此“切好蛋糕”与“做大蛋糕”同等重要。
四是产能过剩压力。24个主要工业门类中有21个大类出现产能过剩。本来希望带领我们走出金融危机阴影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有的也出现了结构性过剩，而且最赚钱的“微笑曲线”的两端，即核心技术和全球营销网络还不在我们手中，导致这一轮天量投入的浪费与地方融资平台债务风险及金融系统新一波呆坏账的高峰。
五是通货膨胀压力。由于这一轮通货膨胀处于相对低速增长期，因此很可能成为“滞胀”。在宏观经济运行的四种状态中，“滞胀”是杀伤力最大、最难治理的一种，它给出了许多两难选择，容易“按下葫芦起来瓢”，要高度重视，及早动手治理。
深入探讨思路，创新谋划理念
（一）选对战略发展路径，坚持科学化取向。其要害在于对科学发展观的全面正确理解。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内容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我建议加上一条，科学发展观的关键和要害在“科学”。科学发展观是对“发展是硬道理”的继承，同时又有突破和创新。改革开放30多年来，“要不要发展”这个历史课题已经基本解决，新的历史课题是“发展什么”、“如何发展”。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应当对发展进行分类，分为“对的发展”和“错的发展”、“好的发展”和“坏的发展”。判断好坏、对错的标准就是人类目前所掌握的科学知识。所以，只有科学发展才是硬道理，不科学的发展不再是硬道理。
（二）坚持“两个深化”。一是继续深化国际化取向。为什么要强调这一点？第一个因素是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各国忙于自救，导致民族主义、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全球市场一体化进程受到严重冲击。第二个因素是出口导向型为主的道路对中国这样的巨大经济体而言不可持续，要走内需扩张型为主的道路；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再开放，闭关锁国。同时，现在世界越来越离不开中国，中国也越来越离不开世界。二是深化“双改革”取向。第一是继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坚持市场化取向。必须继续坚持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第二是以民主政治为核心的政治体制改革也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要着力构建与完善以执政党党内民主带动行政民主、社会民主的体制内民主政治，同时以体制外来源作为有益补充。
“十二五”面临的形势、背景、环境、基础，给红十字事业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挑战，也给各级红十字会提供了很好的发展机遇。譬如，社会环境中物质至上、拜金主义等现象十分突出，人们的道德观念受到强烈冲击，道德体系有瓦解崩溃之虞。红十字会的“人道、博爱、奉献”精神恰恰处于人类道德的制高点。同时，目前社会救助募捐市场比较混乱，一定程度上挤压了红十字会的社会筹资空间。凡此种种都是对红十字会工作的挑战。
同时，“十二五”期间将会更加突出社会事业和民生，要从强调“一部分”转向兼顾“全体”，而红十字会恰处社会公益领域，历来关注全体公民的均衡、平等、公平、正义，尤其是其中最易受损害的弱势群体。因此，“十二五”又是红十字事业迎来新的战略发展空间与诸多重大机遇的时期。
各级红十字会在编制“十二五”规划时要认清形势，站在全局的高度来思考问题，从红十字会是党和政府人道助手的角度来谋划“十二五”，肩负“替政府分忧，为百姓解难”的历史使命，积极结合当前经济、社会发展形势和政府改善民生的一系列要求，力争将红十字事业发展规划纳入当地“十二五”总体规划。政府工作需要社会组织“拾遗补缺”，但社会组织的工作如果得不到政府的支持则很难发展。在中国，现阶段红十字工作有三个“离不开”，即离不开社会各界关注赞助、党委政府支持资助与红十字会工作者的无私奉献。红十字工作要更加注重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更加注重将工作内容纳入当地全局工作统筹规划、协调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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