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特征与政策导向研究
中国市场调查网 时间:02/19/2011 12:01:00
来源:中经专网
[摘要]金融危机的爆发使世界各国认识到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重要性。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具有战略性、不确定性、正外部性和复杂性的特征。在技术经济范式进入新的转换期、知识和技术成为关键要素、全球生产网络和创新网络形成的国际环境中,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要与传统比较优势相结合、采取开放式发展模式、大力实施知识产权战略,同时政府需要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在创新活动、市场需求创造和中小企业发展等方面给予支持。
(中经评论·北京)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正成为各国政策的焦点。发达国家重新认识到实体经济的重要性,他们力求在新的产业领域获得全球竞争优势以取代丧失竞争力的传统产业;我国在劳动密集型产业竞争力逐步被削弱的压力下,也将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视为实现赶超的重要机遇和推动产业结构转型与升级的重要途径。本文试图通过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特征及其发展环境的分析,探讨提出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模式和政策导向。
一、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特征
(一)战略性
战略性新兴产业是对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新兴产业(emerging industries);迈克尔·波特从企业战略制定的角度认为,“新兴产业是新形成的或重新形成的产业,其形成的原因是技术创新、相对成本关系的变化、新的消费需求的出现,或其他经济和社会变化将某个新产品或服务提高到一种潜在可行的商业机会的水平”。Erickcek and Watts认为,新兴产业是销售收入和雇员数都快速增长的新产业,通常等同于范式转变(paradigm shifts)。与一般的新兴产业不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源于重大技术创新、消费需求的重大改变或者政府政策的重大调整,因此往往伴随着重大的经济范式转变,体现出战略性的突出特征。我国有学者认为,战略性新兴产业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实现未来经济持续增长的先导产业,对国民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转换具有决定性的促进、导向作用,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和科技进步能力,关系到国家的经济命脉和产业安全。温家宝总理在2009年11月3日首都科技界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战略性新兴产业必须掌握关键核心技术,具有市场需求前景,具备资源能耗低、带动系数大、就业机会多、综合效益好的特征,选择战略性新兴产业要满足三条科学依据:一是产品要有稳定并有发展前景的市场需求;二是要有良好的经济技术效益;三是要能带动一批产业的兴起。综合以上观点,我们认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战略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具有巨大的发展空间,能够发展成为未来的支柱产业;第二,是未来高速增长的产业,对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强;第三,与其他产业的关联度大,具有重大的辐射带动作用,能够带动其他产业的发展;第四,代表科技的发展前沿,符合低碳、环保等先进理念;第五,对人民生活能够产生重大的影响;第六,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决定未来国家的竞争优势。对中国等后发国家来说,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还是实现赶超的重要机遇。
(二)不确定性
战略性新兴产业具有新兴产业的典型特征,在技术、市场和组织(胜出企业)等方面都存在极大的不确定性。
1、技术的不确定性
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核心是技术创新,重大技术创新一般都面临着很大的风险或不确定性。不确定性或风险可以划分为可度量的不确定性或狭义的风险,以及不可度量的不确定或实际风险。技术创新通常被定为第二类。大部分对技术发展的预言都被证明是错误的,特别是那些根本性的技术变革及其产品的市场需求更是难以预测。弗里曼和苏特划分了五种与各种类型的创新相关联的不确定性程度(表1),前三类不确定性是与新产业的创立相联系的,后三类不确定性是在既有产业中的创新,在新兴产业中创新的不确定性要远远高于既有产业中的创新。
表1:与各种类型的创新相关联的不确定性程度 新兴产业 l、真正的不确定度基础性研究与基础性发明
2、甚高的不确定度 重大的开创新产品创新公司以外开创的生产工艺创新
3、高不确定度 基本产品创新在本公司或系统中的开创性生产工艺创新
既有产业 4、中等不确定度 公司已有品种的新“一代”产品
5、小的不确定度 获得专利的创新仿制的产品创新产品的工艺改进成熟生产工艺的早期采用
6、报低的不确定度 新“型号”产品的衔变为创新产品作代理推广(销售)已有生产上艺创新的晚期采用及在本企业中的特许授权使用较小的技术改选
资料来源:克利斯·弗里曼、罗克·苏特:《工业创新经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11页,略有改动
对于中国等后发国家来说,在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要面对以往几乎未经历的不确定性。在传统产业中,发达国家处于技术的前沿,相关技术已经实现产业化,其技术水平领先于中国,中国是技术的跟随者、赶超者,这时中国面对的技术路线是确定的。“无论是推进科研型产业的技术前沿,还是创造出新的技术范式,都不是技术后进者的职责”,因此后发国家能够节约因创新的高度不确定性所产生的高额研发成本,使其在传统产业具有后发优势。例如,在1950年至1978年期间,日本向西方购买了大量的新技术,这些技术都发明于1940年至1978年期间(包括战时产生的许多技术)。日本为此共支付了90亿美元,包括专利费、技术买断费以及股票分红等。若按1978年的美元汇率计算,这个数字可能还要更高些,但仅美国1978年一年的研发费用就高达600多亿美元,二者相去甚远。然而在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中国从技术的追随者转变为同行者,与发达国家几乎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前面没有确定的技术路线可供遵循模仿,因此不得不与发达国家一起面对技术的高度不确定性和高昂的研发投入。
2、市场的不确定性
市场需求的变化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同时市场的不确定性也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所面临的重要障碍。市场的不确定性首先表现在,一项技术被开发出来后,常常不能准确定位其市场用途或者其用途被限制在很小的领域,或者广阔的市场需求要滞后于技术创新非常久的时间。例如,蒸汽机在成功应用于制造业和运输业之前,已经在英国用于矿井抽水将近100年;阿司匹林最早用于解热镇痛,后来发现对治疗关节炎、预防心肌梗塞等具有重要疗效。第二,新技术产品被开发出来后的首要问题是找到它的用户,发现早期采用者对新产品的市场化非常重要。然而很多产品要经过一段时间才能被用户接受,辨认早期采用者通常是不容易的。还有一些技术即使是非常先进的,但是也未必具有经济性的用途。例如,摩托罗拉拥有66颗低轨道卫星的铱星系统在1998年发射完毕,总投资达到57亿美元,通过铱星系统,可以在世界上的任何一个角落进行通话。铱星系统的先进性自不必说,然而由于价格过高、用户规模过小,运行铱星系统的公司不得不在1999年8月申请破产保护。第三,并不是先进的技术就能成为最后的市场胜利者,一项技术是否最终能在市场竞争中胜出,除了技术的先进性外,还要受到用户的转换成本、用户的消费习惯、市场规模和特点、企业的市场策略甚至一些偶然因素的影响。在著名的录像带格式之争中,索尼公司的Bate格式在性能上远远强于VHS格式,但是VHS格式却在民用市场获得了最终的成功。
3、组织的不确定性
组织的不确定性是指技术创新和技术的产业化由哪个企业/个人实现是不确定的。当某个产业发生根本性变革时,产业中在位企业往往固守成规、难以识别破坏性变革的微弱信号,对破坏性变革不能作出迅速的反应;或者由于要维护既有产品的市场地位,往往会抵制新的创新性产品。研究表明,不连续的过程创新侧重于提高产品质量、降低成本或者更广泛的可获得性,通常由产业中的在位企业引入,大约3/4的来自产业内部的不连续创新可以归人过程创新。不连续的产品创新是破坏性的,它们扩张已建立的市场、破坏已建立的核心能力,这样的创新几乎总是来自于产业之外。在破坏性创新中,中小企业扮演着非常突出的角色,他们能够不受原有经验、思维的限制,敢于尝试新鲜事物,并具有船小好掉头的灵活优势。虽然小企业的失败率很高,但是由于其数量庞大,因此更有机会捕捉到破坏性的创新。以IT产业为例,IBM最早开始生产个人电脑,但是个人电脑的操作系统却是由微软实现广泛的应用,目前个人电脑的主要企业也是惠普、戴尔等,IBM已经退出个人电脑的生产领域;微软虽然占据个人电脑平台的优势,但是在互联网时代,它的网络浏览器开发落后于网景(Netscape),网络搜索的推出落后于雅虎(Yahoo);雅虎虽然靠搜索起家,但是最终网络搜索的创造性革新却是由谷歌(google)推动的。帕维特等人曾研究了1945-1985年英国制造业中的4000多个创新,它们是作为重大创新而被专家们从各个技术领域中挑出来的。分析表明,尽管小公司(雇员不超过1000人)仅占有3.3%的正式研究与开发经费,却占了20世纪70年代所有重大创新的1/3。由于中小企业作为一个整体,比大企业更善于捕捉住破坏性变革的机遇,因此更有可能成长为未来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主要企业。例如,在计算机互联网领域的著名企业惠普、戴尔、微软、雅虎、谷歌等就是在短短30年甚至十几年时间内成长为行业的领先企业的。
(三)正外部性
1、研发的正外部性
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重要动力之一是基础性研究的重大突破,而基础研究是一种公共物品。公共物品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两个特征。非竞争性是指一个人消费某件物品并不妨碍其他人同时消费同一件物品;非排他性是公共物品不能排斥社会上任何人免费地消费该物品。一旦基础研究的成果产生出来,任何单位和个人都能非竞争和非排他地消费该成果。例如,由美国领导的基因组计划在2003年完成后,相关的知识可以在因特网上下载,全世界的生物技术研究机构和企业都可以分享该研究的成果。经济学理论认为,资源在价格等于边际成本的时候获得有效配置。但是一旦知识被生产出来,额外用户使用的边际成本为零。如果收取为正的价格,那么一些潜在的用户就会被排除在外,产生效率的损失;而如果价格为零,那么以营利为目的的私人企业就不会生产该产品。非基础性的其他研发活动的成果也具有正的外部性。尽管专利给创新者提供了排他性的权利,但是专利申请的前提是要提供创新的细节,这就使得许多知识可以为竞争者所获得。另外,企业的创新活动还会由于员工的流动、对供应商的培训甚至通过产品扩散到企业之外。正外部性的存在使得技术创新者不能完全获得创新产生的收益,因此会导致创新活动的供应不足,即私有机构不会对研发活动投入足够的资金。
2、产业化的正外部性
我国的整体技术水平落后于发达国家,在我国产业的发展过程中,很多产业都出现过这样的现象:如果本土企业不能生产某种产品,那么外资企业的产品或者进口产品就会被定一个远高于合理水平的价格。受限于自身的技术水平,我们只能接受这一高价,让跨国公司赚取高额利润。然而一旦我国本土企业实现了该产品的产业化,外资企业就会或者试图收购本土企业,或者大幅度降价以阻止本土企业的进入,或者向我国市场引入更先进的技术和产品加以应对。技术是跨国公司最核心的资源和垄断优势来源,如果没有自身技术能力的提升,将产业技术进步寄希望于“以市场换技术”上是不现实的。由于产业化之初,本土企业的产品还很不成熟,在技术水平、稳定性等方面可能低于跨国公司的产品,因此对市场缺乏吸引力。市场需求的不足使企业很可能处于亏损状态。从单个企业的角度看,产业化的成功并没有为其带来实际利益,甚至常常表现为初期的亏损。但是从整个国家的角度看,本土企业的产业化迫使跨国公司的产品价格大幅度降低,从而提高了整个国家的福利水平;或者迫使跨国公司引入更先进的技术,从而加快了我国整体产业技术水平的提高。因此,本土企业的产业化也具有很强的正外部性特征。产业化的投入往往达到研发投入的十倍乃至百倍以上,试图产业化的企业一方面要面临巨额的投入和极大的风险,另一方面正外部性的存在又使它们不能完全获得产业化的收益,因此也会导致愿意从事产业化的企业的数量和投资规模小于市场均衡水平。
(四)复杂性
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复杂性首先表现在技术的复杂性。不仅产业核心技术的突破是一个长期复杂的过程,而且还需要其他众多的技术相配合、支持,甚至要求相关配套技术也要有重要的突破性进展。第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复杂性还表现在产业化的复杂性。随着社会分工的日益细化,产业间的相互融合、交流也日趋深入,使产业间的界限变得模糊,各个产业呈现出新的面貌和特征。例如,游戏与网络融合形成的网络游戏产业、贸易与网络融合形成的电子商务产业、IT技术与咨询融合形成IT服务业等。许多战略性新兴产业本身就横跨多个产业部门,譬如太阳能发电产业的发展就涉及化工、电子、电力、控制、节能环保等多个产业领域。第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复杂性还表现在现代产业本质上是一个产业生态系统,产业链不同环节的企业各司其职,形成分工合作的关系。然而在新兴产业发展的初期,由于其产品的市场容量有限,企业无法从市场获得所需的新种类或新品质的原材料,所以只能自己制造有关的设备和零部件;随着市场的逐步扩大,市场中会衍生出更多的配套企业,但仍然存在产业链各环节发展不同步的可能,产生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瓶颈制约。
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环境
(一)技术经济范式进入新的转换期
目前人类社会正处于新一轮重大技术经济转换的前夜,其中低碳技术和低碳产业在各国政府的高度重视下可能最先实现突破。温室气体排放造成全球变暖已经成为世界的共识,为了减轻温室气体排放对全球气候的影响,1997年12月,149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在日本东京召开《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第三次会议,通过了旨在限制发达国家温室气体排放量以抑制全球变暖的《京都议定书》(Kyoto Protocol)。2009年底,世界各国领导人又齐聚哥本哈根,商讨《京都议定书》第一个承诺期( 2008-2012年)结束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道路何去何从。新能源、碳捕获与碳存储、节能环保等低碳技术不仅是人类应对全球变暖的重要举措,而且能够打破原有的以化石能源为主的经济范式,促进新的产业的形成和发展,并深刻地改变人类的生活和生产方式。围绕清洁能源所形成的产业群有可能成为下一轮经济繁荣的支撑点,新能源技术的变革有可能将世界经济从IT时代带入新的一轮长波周期,因此已经成为世界各国政府政策的重点领域。以欧盟、日本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已经在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美国政府也计划在未来10年投资1500亿美元开发新能源,创造500万个就业岗位。2007年,我国二氧化碳排放量6071Mt,占到世界二氧化碳排放量的21%,超过美国(5769Mt)成为世界第一大二氧化碳排放国。在2009年12月的哥本哈根大会上,我国政府作出承诺,到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至45%,低碳技术及相关产业也已成为我国未来产业发展的重点领域。
(二)各国高度重视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
发达国家在低成本制造方面已没有竞争优势,其竞争优势主要体现在领先于发展中国家的先进技术。但是自2000年互联网泡沫破灭后,技术创新的步伐放缓,2010年美国《商业周刊》的一篇文章认为我们正处于一个乏味的时代(Boring Age)、停滞的时代。由于技术进步相对缓慢,发达国家的技术领先优势正在被发展中国家缩小,大量的制造业被转移到发展中国家,房地产、金融业等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柱。因此技术创新的不足被认为是国际金融危机爆发的深层次原因。为了重塑竞争力,发达国家高度重视新兴技术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并由过去把工业生产大量环节转移海外的“去工业化”向“再工业化”转变。2006年欧盟委员会在《创建创新型欧洲》报告中提出创建“创新型欧洲的战略”;此后,欧盟委员会提交了“欧洲广泛创新战略”,强调把对知识的投资转化为创新性的生产和服务。2007年5月25日,日本政府发布了长期战略方针《日本创新战略2025》报告,2009年又紧急出台了《数字日本创新计划纲要》。2009年9月,奥巴马政府出台了《美国创新战略:驱动可持续增长和高质量就业》,提出要充分发挥创新潜力,促进新就业、新企业和新产业。
(三)知识和技术成为关键要素
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产业革命时期,工业产品主要是纺织品、钢铁、化学品、汽车等物质产品,矿产资源、钢铁、乙烯等物质要素以及气候、地理位置、非技术工人与半技术工人是一国竞争优势的主要来源和工业化的基础。现代经济的价值正在向服务行业和知识密集型行业转变,同时信息技术和信息产业飞速发展,OECD将这种在20世纪末出现的新经济称之为“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 knowledge-based economies) -直接建立在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分配和使用基础上的经济。知识经济与旧的产业经济的根本区别在于从对有形的、物质的资源的依赖转向对无形的、智力资源的依赖,人才、知识和信息等智力资源成为资源配置第一要素,物质资本的重要性下降,研发设计而非生产成为价值链的关键环节,高技术产业成为经济的支柱。技术标准成为重要的产业游戏规则,它不但能够决定技术演进的方向,而且影响企业的竞争力和产业的竞争格局,因此对标准的拥有成为各国政府和企业角力的焦点。由于知识成为企业的核心资产,企业的知识产权也呈现出商品化的特点,专利成为企业的重要产品和利润来源,并且涌现出一批专门从事知识产权创造和经营的企业。
(四)全球生产网络和创新网络形成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信息、航运技术的发展,世界产业组织形态呈现出许多新的特征,垂直一体化的企业为垂直分离和网络化的企业所取代,产品内分工和垂直专业化成为国际分工的主导形式,外包和离岸外包成为企业在全球范围内最优配置资源和获取竞争优势的重要手段。一般而言,产业价值链各环节对生产要素的需求存在较大差异,因此每个环节都有自己的最优区位。例如,新产品的研究和开发活动通常需要大量受过高等教育、具有专业技术和首创精神的科技人员,高效的信息获取渠道,良好的信息交流传递环境,以及获取资金的便利途径等;而生产技术比较稳定的产品的加工装配环节则主要需要大量的普通工人。不同国家、不同地区所具有的生产要素不同,其区位优势主要表现为某一特定环节的优势,因此企业可以根据需要将价值链的不同环节安排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从而形成全球性的生产网络。目前的基本格局是:发达国家是知识的主要生产和品牌的管理者,而发展中国家是产品的主要加工组装者。另一方面,由于创新活动也具有多个不同的层次,目前发达国家掌控着核心知识的创新和产品的架构设计活动,而将一些简单的或者适应当地国情的创新活动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同时发展中国家的企业为了接近和获得先进的技术,也在发达国家设有技术监测站、研究中心等创新机构,全球性的创新网络业已形成。
三、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模式与政策导向
(一)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要与传统的比较优势相结合
推进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不能脱离我国的传统比较优势。我国拥有比较低廉的劳动力价格,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具有很强的低成本优势,并且成为全球性的“制造平台”。同时,我国也有数量庞大的科研人员、工程技术人员,每年有大批理工科毕业生毕业。2008年,我国科技活动人员总数接近500万人,每万名经济活动人口中科技活动人员数从2000年的44人增加到2008年的63人;2008年理工科在校研究生人数达到62万人。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研发人员的工资水平很低,大力推进包括战略性新兴产业在内的创新活动,不但能够解决我国高校毕业生就业难的问题,而且能够形成我国在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的低成本研发优势。我国的研发投入可能比不上发达国家,但是由于研发成本低,我们用同样的钱可以做更多的事,从而实现在战略性新兴产业与发达国家的同步发展甚至领先。同时,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产业化要坚持发挥我国低成本的制造优势,将低成本研发优势与低成本制造优势紧密结合起来,形成我国在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新的竞争优势。
(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应采取开放式模式
在全球生产网络和全球创新网络中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必须要充分利用全球范围内的创新资源和生产资源,通过利用外部的创新资源快速提高自己的创新能力和开发能力,通过在全球采购而实现最优的生产力配置。我国在利用全球性资源方面已经有一些成功的经验。比如三峡左岸14台70万千瓦机组国际公开招标,明确提出投标者必须同意与中国制造企业联合设计、合作制造,并对供货设备的技术和经济负全部责任;投标者必须向中国制造企业全面转让核心技术,培训中方技术人员;中国制造企业分包份额不低于合同总价的25%,14台机组中的最后2台必须以中国企业为主制造。通过利用国外的创新资源,我国水电机组企业实现了“引进技术,联合设计,合作制造,消化吸收”,7年间实现了一般要30年的技术跨越,完成了从左岸机组分包商向右岸机组独立承包商的重大角色转变。再比如,我国已是世界最大的汽车生产国,这一方面得益于我国高速增长的汽车消费市场,但另一方面也得益于我国汽车企业充分利用了国外的创新资源,像奇瑞、吉利这些市场的后进入者在车型的设计、发动机的设计方面委托欧洲的专业设计公司,同时派自己的技术人员高度参与研发过程,一方面获得了自己的知识产权,另一方面也培养了创新人才、提高了创新能力。在充分利用外包等模式提高创新能力的同时,我国企业还可以通过信息技术和互联网等手段,充分利用“众包”、开源模式,吸收国内外的民间智慧为企业的创新活动服务。
(三)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要实施知识产权战略
在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一些领域,我们与发达国家从表面上看都没有实现产业化,或者都处在科学研究及产业化推进的过程中,但是还是有很大的区别。虽然科学与技术是两个不同层面的知识,科学发现的成果是公开的,而且公开的速度很快,但仅仅掌握这些公开的知识并不意味着就和领先者具有同样的技术水平。比如对生物产业的研究表明,美国在生物产业的领先地位仍是不可取代的,因为就早期而言,生物科技的开发利用要求掌握那些不能轻易从文献中获取的大量隐性知识。高新技术产业中的竞争是知识产权的竞争。一个产品的成功产业化往往会涉及到很多项具体技术和技术专利,这些专利往往是由多家企业所拥有的。拥有其中一项或者几项技术并不能保证一个企业有权制造某项产品,因为这样做很可能会侵犯别人的专利。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绕开”专利的成本过高的话,专利拥有者只能想办法进行交叉许可获得相关产品的所有专利技术。但是由于我们起步晚,大部分核心专利为发达国家的企业所拥有,有很多核心专利是无法绕过去的,因此我们要生产产品、要提高技术水平,必须要花大钱购买专利,这样使我国企业的利润很低。而在新兴产业中,即使我国企业不能最终率先实现产业化,但是如果能够取得一些核心专利,在未来的技术发展和产业化过程中,可以和发达国家进行专利互换。因此,要鼓励企业创造知识产权,加强专利申请。例如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国内专利申请免收相关费用,对在国外的专利申请给予补助,对授权专利给予奖励,并将专利作为申请国家创新资金、项目申报、验收的重要指标。
(四)大力扶持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创新活动
在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上,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中国都尚未实现产业化和大规模应用,中国的角色由传统产业中的跟随者转变为战略性新兴产业中的同行者。由于战略性新兴产业具有正外部性的特征,私人企业的创新活动不足,因此需要政府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创新活动特别是基础性研究进行资助。美国的经验表明,技术进步与政府的政策有着紧密的联系。美国战后在制药业和生物医学产业取得领先地位与国家的公共卫生政策有很大关系;国防研究的需要和政府扶持政策帮助美国在半导体、计算机软硬件开发、生物技术和因特网等领域取得领先地位。在技术的赶超阶段,因为有发达国家的路径可借鉴,政府主导的技术发展战略可能会收到较好的效果。但是在进入“同行者”阶段后,由于不确定性的存在,由政府来决定技术发展方向的做法并不可取,政府主导的产业化创新往往会以失败告终。例如在第五代计算机项目中,日本政府过高估计了新的人工智能技术取代现有大型计算机技术的可能性,从而导致了研发计划在商业上的失败。相比之下,私人部门会很好地权衡风险与回报并进行商业性的研发,市场也能够从大量的私人机构中筛选出最终的获胜者。因此,政府部门的资助应该重点集中在那些由于其未来在商业上的应用和回报极不确定,因而乏人投资的基础科学研究上面,而不要指定资助哪条技术路线,也不要指定哪家企业作为重点进行资助。政府的任务应当是推动建立有利于创新的制度环境和激励机制,鼓励企业开展技术创新并提供优惠政策,应该通过一种竞争性的、公平的方式分配创新经费,鼓励最有创造力的企业脱颖而出。
(五)积极帮助战略性新兴产业创造市场需求
市场需求是跨越从实验室研发到产业化鸿沟的桥梁,只有产品实现了从商品到货币的“惊险的一跃”,企业才能够获得进一步发展的资金,才能够在实际产业化的过程中不断学习、积累产业化的知识,提高技术水平和降低成本。我国有不少技术的先进程度不输于发达国家,但是由于没有市场需求,迟迟不能产业化或者产品的质量难以提升,使我国虽然在一些产业的研发上与发达国家站在一条起跑线上,但是在产业化上被落在后面。政府除了支持创新活动外,还需要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初期帮助企业创造市场需求,采取需求侧与供给侧的双向激励政策。首先,产品的产业化初期技术不成熟、稳定性差、价格高、认知度低,市场需求非常有限。政府应在重大装备上推广国产首台(套)装备风险补偿机制;对消费品的购买者进行补贴;在国家和地方政府投资的重点工程中实施政府采购,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产业化成果政府优先购买。第二,强制性创造市场,如对发电企业设定可再生能源比例标准,从而促进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对高耗能产业、企业征收碳税,促进这些企业进行低碳化改造。第三,推动技术标准的确立。战略性新兴产业中的一些产业存在着网络外部性的特征。所谓网络外部性,就是一项产品的价值不但取决于产品本身,还取决于使用该产品的用户规模、该产品的互补品的数量等。因此,如果政府将本国企业的技术确定为标准,能够影响市场预期,有助于产品市场的培育,从而促进技术的产业化。我国政府支持TD-SCDMA成为3G标准之一,就促进了我国TD-SCDMA设备、终端和相关应用产业的发展。
(六)加强对战略性新兴产业中小企业的支持
中小企业是破坏性创新的主要源泉,未来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主体很可能由中小企业发展而来。然而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中小企业发展面临着严峻得多的环境,特别表现在由于投融资体制不完善,我国的中小企业发展资金不足的问题非常突出。推进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要高度重视对中小企业的扶持,只有发挥中小企业的活力和创造力,才可能跟上世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步伐。应重点加强落实现有的扶持中小企业发展的各项政策,在研发投入、税收、产业化、政府采购、投融资和公共创新体系等各个方面进一步加大对战略性新兴产业中的中小企业的支持力度,解决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鼓励中小企业进入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研发和产业化环节。
(《宏观经济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李晓华,吕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