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经常被人比喻为“大象”。自1991年实行经济改革以来,印度一改过去40多年间GDP年均增长3.5%的速度,在上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的头10年中,接连跃上增长6%和8%的台阶,近几年甚至有超过9%的纪录,因此有人惊呼“印度象已经插上了全球化的翅膀”,要腾飞了。
在2008~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中,印度的表现也是可圈可点。与美国和中国分别推出约7000亿美元和5860亿美元的庞大财政刺激计划相比,印度政府仅用两套总计约40亿美元的经济刺激方案和若干货币政策,就轻松躲过了金融危机的冲击,并且像中国一样取得了不俗的增长业绩,成为在危机中取得经济增长的极少数大国之一。这是印度能够在新财年自信实施“退出”政策,并放言印度经济将迅速超过中国的背景之一。
但站在一个国际问题观察者的角度,“插翅象”能否真正腾飞将取决于三方面的因素:一是它所选的起飞轨道是否可行？二是自身的重力——即那些不利于起飞的因素能否克服？三是它有没有一个真正想安装“全球化”翅膀的开阔胸怀？
发展道路的可行性
印度选择了一条与中国及传统西方国家迥异的经济发展道路。
中国、亚洲“四小龙”和西方国家的经济发展都是在农业稳固的基础上,利用劳动力优势率先发展制造业。但印度则是优先发展以软件外包、IT业为主体的服务业,然后利用IT业等新兴技术来反向刺激农业和制造业。这是一条新的道路,结果如何现在还难下结论。但从印度过去10多年的实践来看,有成功的喜悦,也有让人忧虑的地方。
在这条道路的指引下,印度经济取得了快速增长,但只是极少数人享受到了经济发展的成果,大多数印度民众并没有从经济增长中获益。2010年4月,印度政府宣布,从1994年至2010年,印度贫困人口数量增长了1个亿。
而印度之所以选择这么一条发展道路,有其历史原因,更是受到现实条件的约束。除此之外还受到一些观念方面因素的影响。
首先,尼赫鲁时代的经济和社会政策奠定了印度独特发展道路的基础。尼赫鲁时代为追求国家经济的独立自主,注重重工业的发展,将有限的财政资源投入到大型工程中,而忽视了农业的投入和满足广大民众生活所需的基础设施的建设。
长期以来,印度政府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投入严重不足。以道路为例,在上世纪90年代以前,印度最为著名的高速公路是横跨印度次大陆、将印度从南到北一分为二的“主干道”,它是当时印度唯一一条开车时速可以超过50公里的道路。直到2006年,印度才建成全长近5000公里的“黄金四边形”公路网,连接起新德里、孟买、加尔各答和钦奈四大城市。在这些路况较好的高速路上,时速可以接近100公里。但令人感到讽刺的是,在这些公路上行驶,驾驶员需要格外注意逆向行驶的各种自行车、三轮车、拖拉机和各种家畜。基础设施建设的现状影响了印度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进度。
除投入不足外,印度基础设施建设还受到征地困难的困扰。时至今日,印度土地仍集中在少数大地主手中,农村2.4％的大地主占有耕地的22.8％,占农村人口74.5％的农民是少地、无地者。对于大多数农民来说,土地就是他们的生命。今天印度土地所有制状况使印度政府在基础设施、经济开发区建设中为征用土地大费周折,使得印度许多经济开发区的建设半途而废。
尼赫鲁时代留下的另一个颇具争议的遗产是精英教育。印度政府将大量资金投入大学,数额与投入农村初等学校的一样多。由于印度出色的大学体系,它的科技实力在世界上名列前茅。印度每年可以培养出100万工科大学毕业生,这为IT业和软件外包业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印度的识字率只有65%,受过初等教育和初、中级职业技术培训的劳动力缺乏,不利于制造业的发展。
再次,印度能源供应不足,限制了制造业的发展。印度是一个煤炭资源丰富而油气储量较少的国家。而煤炭品质非常差,灰分大,不适合大规模开发利用。印度电力严重短缺,现在每年约40%的印度居民无电可用,在大城市中,断电也经常发生。在这种情况下,印度经济发展只能选择那些耗能少的产业。
印度的软件业已经成为印度经济的一个亮点。目前印度三大产业部门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为18∶29∶53,其中服务业所占比重与西方中等发达国家——如葡萄牙和希腊等类似,但软件业在印度接近5亿人口的劳动大军中,仅仅吸纳了100多万个劳动力,约为印度劳动力总数的0.25%。就业是印度面临的重大社会问题。有许多印度学者认为印度人口的增长对经济发展是有利的,可以在2020年左右中国由于计划生育而面临劳动力短缺的情况下享受到人口红利。但印度政府并没有为新增劳动力创造充分的就业机会。
有人说,印度IT业和软件业的发展带动了制造业的提高,使得印度钢铁、汽车零配件生产、制药、服装加工等行业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在这些领域,印度私人企业的产品在国际上的地位远远超过中国。但这种所谓的“反向刺激”,在解决就业方面并没有取得多大的成效,印度正式的制造业工人仅有700万~800万。与此相比,中国制造业工人约有1.6亿。
印度政府在几年前就意识到了发展制造业的紧迫性。2005年9月26日,印度政府发布了《制造业国家战略》白皮书,下定决心要与中国争夺全球制造业中心地位。
但由于制造业属于传统部门,除去上述不利于制造业发展的因素外,很多传统体制还没有得到改革,包括政府对产业和投资的管制,对劳动力市场的管制等。这些问题也不可能在短期内得到解决。
存在许多不利于发展的严重障碍
印度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着不少长期性的制约因素,其中关键是印度自身存在一些社会性和体制性的沉重负担。这些问题如果不能解决,则将对印度的经济腾飞构成巨大的牵制。
首当其冲的应属农村和农民问题。印度人口中农民约占80%,印度的农业长期以来发展缓慢。近年来,由于服务业和制造业的迅速发展,农业对经济的影响越来越小,但农业的滞后仍对经济发展起到了不可忽略的制约作用。由于政府投入不足,60%的印度耕地缺乏灌溉设施,基本靠天吃饭。2009年上半年由于印度许多地区雨量不足,粮食减产,结果到2009年底粮食价格开始上升,成为通胀的主要诱因。印度东北部地区农民武装反抗运动此起彼伏,对印度国家的统一和社会安定造成重大影响。
其次是印度社会的种姓和宗教矛盾。种姓是根据人的出身决定其社会经济地位的陈腐制度。虽然在印度独立后种姓制度从法律上得以废止,但现实中依然对印度社会有着深刻影响。婆罗门、刹帝利、吠舍、首陀罗四大种姓以及派生出的几千个亚种姓将印度社会分割成许多相互排斥、地位和职业世代相传的群体。由于种姓制度而形成的宿命论,使得人们没有积极性去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没有积极性去努力追求财富和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这与现代经济增长和工业化进程的要求格格不入。
再次,印度政治体制很不稳定。印度在上世纪后期形成的联合政府执政的局面将长期存在,成为印度政治的一大特色。具有印度特色的民主以及由此产生的腐败和行政上的犬儒主义,将拖累印度的发展进程。就像一些印度人无奈调侃时常说的:“印度经济是在晚上增长的,那时候政府正在睡觉。”
上述这些社会和体制方面的弊端如果不能进行有效的改革,印度经济的腾飞将难负其重。
印度精英阶层对发展和全球化的态度
前面提到,有些学者提出全球化已经成为印度经济腾飞的翅膀,但印度是如何看待这个翅膀的,决定着印度能否实现腾飞。
全球化带动了工业化,工业化推动了城市化。印度的特权阶层以及高种姓的印度人,在一定程度上将城市化的印度视为对他们在文化和社会传统中支配地位的挑战。而这些人构成了印度政府和议会中的主要力量。在涉及这方面问题时,辛格总理也不得不小心谨慎。
另外,印度政府官员并不希望拥抱全球化,而只是将全球化作为一种实现他们愿望的手段。他们内心真正希望看到的是“经济自主”。这种态度形成了一种经济保护主义。这在印度已经形成了一种民族心态,就像印度人拒绝“可口可乐”,而只喝“印度可乐”。
从上述三方面来看,“印度象”的腾飞困难重重,这些困难并不是像印度总理辛格及一些印度高官所讲的那样,是靠经济发展所能克服的。要解决这些问题,印度需要政治家下真正的政治决心。但遗憾的是,印度的民主政体决定了印度没法实现这一点。
每个发展中国家都有自己独特的传统,也都面临着一些相似的困难。从印度的经验教训看中国,我们发现,现在中国的改革也进入了一个瓶颈期,经济方面面临着制造业升级换代和加快服务业发展的问题,社会方面面临着解决城乡差别、收入差距过大、贫富分化的问题,以及部分官员腐化堕落的问题,这些问题不解决,也会阻碍中国的进一步发展和中国龙的腾飞。
（作者系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南亚研究室研究员） 【作者：刘宗义 来源：第一财经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