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妇执拗维权映射“染缸社会”：诉求渠道不对称

　　

　　在朴实与执拗中“讨说法”

　　守望公理依赖诉求渠道畅通

　　文化程度不高，却知守望公理。无论电影中的人物，还是现实中的农村大嫂，她们身上所散发出来的朴实与执拗，已成为这样一群人的标签。从她们身上，我们看到了久违的纯真。延寻她们的经历，我们也试图体验公平正义的温度。守望公理，不仅仅是个体的一种本能，更是这个社会前行的动力。守望公理，需要你我心怀正能量，也依赖诉求渠道的一路通达。

　　[守望公理]　秋菊的执拗映射“染缸社会”

　　电影中的秋菊，现实中的熊德明、白彩珍。坚守着公理的她们，绝不像大城市里衣着光鲜的人们，心中总藏着那么多“聪明”和与之而来的顾虑。

　　“我就是要个说法，没让抓人”。在电影《秋菊打官司》结尾，当秋菊站在雪地里望着远去的警车，她那迷茫的眼神成为这部电影留给观众最后的一个画面。

　　秋菊般的朴实与执拗，如此成为这样一群人的标签。

　　她们文化程度低，生长于不发达的农村。生活的压力，迫使她们挺身而出。面临绝境，面对抉择，她们勇敢的举起了手，喊出了声，置身于众人异样的目光中，甚至极具天真般的从未考虑这么做对未来的影响。认准死理不放，只为了心中一个说法。义无返顾站出，却并非为了惊天地的壮举。电影中的秋菊，现实中的熊德明、白彩珍。坚守着公理的的她们，绝不像大城市里衣着光鲜的人们，心中总藏着那么多“聪明”和与之而来的顾虑。

　　2011年，清华大学法学院女研究生李燕因写论文需要获知各部副部长的分工职责，申请信息公开时遭到拒绝，于当年9月向北京市一中院递交三份起诉书，将国土资源部、教育部及科技部分别告上法庭。有些人表示，不就是为了一篇论文吗，至于如此小题大做、和三家部委打官司吗？

　　都说社会是个“大染缸”，身处其中的人们，越来越多地被私心与屈服消磨着原本清澈可掬的正义感。现实中，我们多少人面对复杂的局面而更愿选择知难而退？正是这样的氛围，才让诸如“较真姐”这样的故事演化成公众话题。

　　时评作者韩青曾在河南商报发表评论文章指出，只有自己争取来的权利才懂得如何珍惜，只有自己争取来的民主才晓得怎样运用。对于“较真姐”事件，韩青评论道，公民社会的建立、民主机制的完善需要有人去冲锋陷阵，去拿纸面上的权利较真，去和滞后的政府部门顶牛，套用笑蜀先生的那句话，就是“顶牛彰显力量，较真改变中国”。这就是清华女生挑战三部委的意义所在，这种公民行动也值得更多人去支持、效仿。

　　回过头看，“秋菊”们远没有“较真姐”那么高的文化层次，但恰恰是从生存于社会底层的她们身上，我们看到了久违的纯真和执拗。这份纯真，因为正义的支持，显得不再轻薄。这份执拗，因为公理的存在，才从未被当作“蚂蚁撼大树”那样被忽视。

　　[维权成本]　当“另辟蹊径”成为捷径

　　尽管我们强调法律至上，而老百姓却还是对“上访”情有独钟；有些时候，我们按照现代的法治观念和制度设计的结果，却给民众带来“秋菊式的困惑”。

　　2003年10月，向温总理说实话讨薪的重庆妇女熊德明，一言成名。她的生活也由此起了变化。刚开始那几年，她经常会接到讨薪者或有冤情的人打来的电话。

　　就在熊德明向温总理讨薪事件发生后的第二年，人民网强国论坛栏目曾邀请嘉宾对农民工维权成本进行网络访谈。访谈中，时任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律师的肖卫东给网友们列举了这样一组调查数字：当年的1.5亿农民工中，大约有48.1%的人有过出门打工但拿不到工资的经历。不管是被拖欠工资多少钱，其在依法进行维权的过程中，从向劳动监察大队举报到向法院申请执行，走完程序需直接缴纳各种费项920元。需至少花11-21天时间，折合当时的误工损失550-1050元。这个过程中，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时间成本在1950元-3750元之间。综合计算，讨要1000元工资，总成本远高于3000元。

　　农民工群体在维权过程中需要支付的经济成本和时间成本，对他们而言成为了一道鸿沟，非对称的诉求渠道，在很长一段事件内被拉大着。网友纷纷感叹，农民工讨薪，俨然一场“赔本赚吆喝”的非对称诉求。

　　法律学者张学亮曾在《民主与法制》中刊文指出，中国法治进程之所以艰难曲折，根本的原因是培养形成法律信仰的艰巨性。张学亮直言不讳：我们按照现代法理和法典所建立起来的法制体系在实践中时常被虚置、规避、同质和滥用；　我们建立了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然而社会生活中的盗版、盗印现象却屡禁不止；尽管我们强调法律至上，而老百姓却还是对“上访”情有独钟；有些时候，我们按照现代的法治观念和制度设计的结果，却给民众带来“秋菊式的困惑”。

　　秋菊讨说法，熊德明讨薪，一个坚持不懈，一个“另辟蹊径”。但不论坚持还是寻找“捷径”，都是底层弱势群体，在寻求制度救赎过程中的真实写照。不对称的维权之路就是不对称的诉求渠道。社会公平正义的播撒，不该被这条鸿沟所割裂。

　　[诉求渠道]让百姓能见上面说上话

　　当各种涉及到底层公众利益问题的解决之道还处于探索推进阶段时，矛盾的疏解，注定需要一种通畅的诉求渠道来加以支撑。信访手段，在越发演变成中国特色民意处理方式的背景下，更需要到位的延伸触角和制度建设。

　　根据此前媒体报道，云南彝良农妇梁永兰跪访视察途中的温家宝总理所反映的问题，正是发生在农村地区的较为突出的征地问题。《新京报》 在报道提及，事发地村民胡继飞称，“总理当时说，这是农民的基本权利，不要拦阻。一定要认真了解相关情况，给我们一个满意的交代。”

　　就在“彝良农妇跪访”事件发酵的时间段，11月28日，国务院通过土地管理法修正案(草案)，对农民集体所有土地征收补偿制度作了修改，修改内容为提高补偿标准。有专家预测，修改后的征收补偿标准至少会提高到现在的10倍。

　　征地问题和农民工讨薪等问题一样，涉及面多，结局绝非一蹴而就。

　　就在此前不久，11月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全国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工作座谈会并强调，我国国情复杂，一时看不准、吃不透的改革，可先选择一些地区和领域开展试点，以点带面，并有及时调整和纠错的机制，在探索中“排雷”和清除“荆棘”，这是一种好做法。

　　当各种涉及到底层公众利益问题的解决之道还处于探索推进阶段时，矛盾的疏解，注定需要一种通畅的诉求渠道来加以支撑。信访手段，在越发演变成中国特色民意处理方式的背景下，更需要到位的延伸触角和制度建设。

　　2011年7月21日下午，时任中央政法委书记的周永康在北京主持召开会议，专题研究部署了信访工作。会上，周永康要求各地深刻汲取有的地方因违反政策、敷衍塞责、作风粗暴引发群体性事件和个人极端事件的教训，举一反三，切实纠正工作中、作风上存在的问题。严格执行领导干部接访制度，坚决防止搞形式、走过场，真正让群众见得上面、说得上话、问题能解决。

　　从秋菊执着地讨个说法，到彝良农妇梁永兰跪访总理，底层公众的诉求之路，正越发受到媒体关注。公平正义的播撒，需要一辆辆民意的直通车来承载。(记者 王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