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当我们正在为农民工的境遇不断改善而高兴时,就业市场上一个新的弱势群体却在迅速膨胀,这就是劳务派遣工。全国总工会提供的调研报告显示,2004年上海派遣用工总数仅21万人,2008年底已达到137万人;在浙江,部分行业的一线工人半数以上是劳务派遣工,大大超越了劳动合同法中“临时性、辅助性、替代性”工作岗位使用派遣工的规定,呈现泛滥和失控之势。
劳务派遣工普遍工资较低、保障缺乏、晋升无望,游走在生活的底层和工作的一线,身份的限制和歧视,使他们的合法权益受到剥夺与侵害。如果说农民工是新时期产业工人的弱势群体,那么绝大部分的劳务派遣工就是弱势中的弱势。他们的生存状态如何?他们的权益怎样保障?请看半月谈记者从江西、广东、江苏等地发回的调研报道。
“三等工人”,一肚苦水——倾听劳务派遣工
“一等工人正式工,二等工人农民工,三等工人派遣工”,这是劳务派遣工的自嘲,也是他们工作和生活的写照。为了解这个群体,半月谈记者走近他们、倾听他们。
老汤:没有过节费,更没有双薪(老汤,湖南人,53岁,来广州工作18年。)
广州有很多劳务派遣公司,劳务派遣工的待遇都差不多,每月1500元左右。但是经常会有这样的情况,我们被包到外面的公司之后就变成了每月1200元,那些公司以各种各样的理由来克扣我们的工资。不满意可以走,但走到哪里结果都是相同的。
与正式员工不同,我们过节加班没有过节费,更没有双薪,甚至在节假日或8小时之外的加班费都要打个折扣甚至不发,又或者本来是4个人的工作量让3个人来做,变相剥削我们的劳动力。
即使如此我们也不愿回老家,离开农村、离开农田已经有一段时间,习惯了城市的生活,如果重新去耕种会吃不消,也不习惯。而且,家里上有老下有小,开支非常大,不是那些薄田可以维持的。在广州虽然挣得不多,但是只要省着花,再多做些别的零散活,还是可以养活一大家子。
最担心的是,年纪大了,会被劳务公司变相逼走。我们工龄工资每年涨10元,做10年的老工人比新手工资多了100块,社保等缴费的额度也要往上调。公司不愿意负担这笔钱,上了年纪的老员工常常会被派去更远的地方工作,比如说去广州花都区,几乎就是去清远市那么远了。我们来广州那么多年,都是拖家带口的,老婆孩子住在市区里面,去那么远的地方工作只能和家人分开。如果不愿意,公司就说我们不服从安排,有种种惩罚的办法,我们气不过时只好走人。
没有办法,我们这代人没有多少文化,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村人,也不会说话,不要说上网,写几个字都很吃力,怎么去维护自己的权益?更重要的是,虽然自己走了,但是还会有亲戚、朋友在公司里面。那个年代出来打工都是老乡带老乡,瓜瓜藤藤的牵连很多,如果自己闹事的话,也怕他们会被辞退,想想也就算了。这么多年一直这样过来了。
罗健:就因为是劳务派遣工,说不要我们就不要了(罗健,44岁,南京本地人,驾驶员。)
我在南京一家电厂做驾驶员,已经快两年了,身份是劳务派遣工。一方面,我们的工资与工作强度不成正比,随时可能加班,一个月下来,基本工资加出差补助等等,也就2000元多一点,平均下来一天70元。据我所知,建筑工地上一个瓦工每天还有150元左右的收入。工友们都说,我们连农民工都不如。
我的孩子现在大学读二年级,妻子是保洁员,收入不高,全家的开销基本都靠我,经济上的压力很大,精神上的压力更大。因为只要犯一个小错误,我们就会被踢回劳务公司,正式工就不存在这个问题。可是谁能保证自己不犯错误呢?劳务派遣工不管到哪里都低人一等,不仅收入低,地位也低。
在来这家电厂之前,我在一家外资公司当驾驶员。2008年开始的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到这家企业,2009年下半年起公司不给我和其他工友发工资,之后又单方面下发了《关于提前结束用工关系的通知》。
我觉得很委屈,我们一直勤勤恳恳工作,没有犯错,就因为是劳务派遣工,说不要我们就不要了。所以,我和另外两位劳务派遣工张民、曹友伟一起,走上了维权之路。在南京市总工会的介入下,才拿到了经济补偿。
除了工资和地位低下,我们劳务派遣工还存在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没有保障,一旦出了纠纷,被用工单位和劳务公司推来推去,没人负责。我现在所在的驾驶班,都是劳务派遣工,我们希望待遇能够有所改善。现在凡事讲究和谐,这样对待我们能有和谐吗?
小孔:我们在公司少有晋升的空间(小孔,34岁,长期在银行工作。)
2008年5月,我与北京某人力资源公司南昌办事处签订合同,被派遣到一家国有商业银行信用卡中心担任客户经理。由于工作优秀,2010年1月,我升职为这家国有商业银行信用卡中心南昌4组的客户主管,管理10多位业务员。
正当工作小有成绩的时候,2010年11月,我却被公司由二级客户主管降级为五级客户经理,连降两级,理由是莫名其妙的“末位淘汰”。
劳务派遣工与正式工同工不同酬,单位对劳务派遣工缺少人文关怀,指标没完没了,任务还不断叠加。在单位领导眼里,我们就是他追求业绩的机器,自己在信用卡中心工作的两年时间里,指标任务调整了5次,一次比一次高,任务很难完成。
其实我们要求不高,工作辛苦点也不要紧,只希望公司对我们一视同仁,让我们在单位工作有一种家的温暖,但这种感觉真的没有,在单位没有归属感,很难找到认同,总觉得自己低人一等,权益得不到应有的保障,各种福利补贴难以享受。信用卡中心的正式员工工资高,福利好,逢年过节他们领到的钱是我们劳务派遣工的2至3倍。
更让人绝望的是,我们在公司少有晋升的空间。单位同是劳务派遣工的一位同事因业绩突出,被冠以“代理负责人”的名义安排在高层管理岗位上,半年里辛辛苦苦,兢兢业业,但后来因领导一句话就被拿掉了,真是寒心。
如今我已被公司辞退,失业在家3个月。一下子没了工作,心里空荡荡的,小孩上学要钱,缴纳房屋贷款要钱,物价上涨日常支出要钱,每个月下来一家花销要3000多元,看着不多的积蓄日渐减少,自己倍感压力。
记者手记:上述3位劳务派遣工讲述的虽是个人遭遇,却也是劳务派遣工的真实写照。采访中,记者时时感到他们对于这种身份歧视的无奈、不满甚至愤恨。对劳务派遣工来说,首先是缺乏稳定性和安全感。一些派遣企业没有与被派遣的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或者签订了劳动合同但不规范,劳动者一旦权益受到侵害,很难得到维护。一些签有合同的劳务派遣工,也大多是一年一签,工作中时时承受失业压力。二是同工不同酬。绝大多数劳务派遣工的劳动报酬低于所在企业正式员工,有的工资只相当于正式员工的一半,更遑论奖金、补贴、福利等工资外收入。三是政治权益得不到保障。在入党、入团、入会、评先、晋升等方面,劳务派遣工基本上不被列入考虑对象。所以多数劳务派遣工总感到低人一等,感情上无法融入企业,事业上不能有所发展,成为单位的边缘人群。这个群体仍在不断膨胀。正如中华全国总工会基层组织建设部部长郭稳才在今年两会期间所言:“滥用劳务派遣工的问题,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 (黄浩苑 李兴文 张展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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