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报》记者：中国碳排放中的西方责任

　　主持人 马克：

　　大家好！欢迎收看《记者采访录》。我是马克。在这一集里，我们请到了英国《卫报》的环境记者华衷。他刚刚结束了九年的中国之行，准备到另一个发展迅速的新兴市场：巴西去赴任新职。

　　在这次访谈中，他谈到了中国政府对环境问题的态度，环境冲突如何变得更加普遍，特别是在种族多样化的地区，以及西方为何应该对中国目前的碳排放承担至少一部分的责任。

　　华衷在中国的九年里，煤炭消耗是原来的两倍多，收入增长到三倍，GDP增长到四倍，汽车拥有量增长到五倍。但是如此惊人的经济产出和增长意味着有害物质排放的巨大增长。

　　中国已经意识到减少对化石燃料依赖的重要性，并已对可再生能源部门投入巨资，是2020年前用可替换和可再生能源为中国总能耗提供15%的计划中的一部分。

　　在一轮又一轮全球气候谈话在制定新的排放约束协定上似乎没有什么进展之后，解决日益紧迫的环境问题的必要性增加，优先于经济成本和其他问题，它太重要了。

　　马克：

　　华衷，你大约九年前来到中国，首先是作为一个普通记者，然后你更多地转向环保方面的报道。那是怎么发生的？

　　英国《卫报》环境记者 华衷：

　　这不是有意为之。我之前在日本时负责报道普通新闻，包括科技、金融、政治、商业…我本来计划在中国也做这些。我确实这么做了，但是我发觉自己开始写越来越多关于环境的文章。污染、气候变化、干旱、垃圾，那些文章与其说是我选择要写的，还不如说是自然而然产生的。这样随着时间推移我开始意识到他们发生的背后有很多其他的故事。这是为什么在乡村有抗议活动的一个原因。这是为什么经济增长可能会被水资源问题羁绊的最可能的原因。所以，我开始更加专注于此，2008年我成为了一个全职的环境方面的专业记者。

　　马克：

　　你怎么看待中国领导在某些特定环境议题上的做法？

　　英国《卫报》环境记者 华衷：

　　一方面，他们对此领域比对其他领域更加主动积极了。比如，我2003年到达（中国），差不多跟温家宝和胡锦涛的上任是同一年。但是如果你看看自此以后的一个时期，在政治层面没有任何革新，基本没有。但是你看看他们在尝试解决环境问题方面，却做了很多活动。其中包括中国第一个碳限制目标。有旨在提高环境问题透明度的努力。有对污染更严格的把控，至少是书面上的规定。还有对可再生能源的巨大投资。我觉得这些用来应对我认为是世界上最糟糕的环境危机还不够，但是他们显示了对问题的理解，以及对此采取措施的相当强烈的政治意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