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丹风能合作：测绘中国风电发展坐标

　　尽管对一哄而上的批评此起彼伏，在即将出台的《新兴能源振兴规划》中风能仍将占据重要席位。一个中国与风电大国丹麦的合作项目试图弥合产业“大跃进”所留下的空白

　　去年秋天，中国气象局风能太阳能资源评估中心副主任杨振斌站在吉林西部的风场上，竖起挡风的衣领。这里正在进行中丹风能发展项目（WED）测风仪器的安装。

　　“长期以来，因为地形对风的局地影响，以及观测技术等原因，我们有些项目最终测得的风资源情况与最初设想的会有出入。”杨振斌对《商务周刊》说，“在东三省进行的中丹风能发展项目中，我们学习、借鉴国际上先进的观测技术和标准，在同一座测风塔上配备了两套仪器进行对比观测，目的是探究我们的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杨振斌所说的中丹风能发展项目于2005年底签署，其后以东北三省为示范区域，中丹两国合作进行了风能资源评估、风电规划和风电场后评估、风电并网研究、风电技术交流4个子项目。

　　“中丹风能发展项目虽然是5年前签署的，但实际上我们是在2007年9月寻找到了国家气象局、水利水电工程顾问集团公司以及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与我们一起合作完成4个子项目。”国家发改委能源所中丹风能发展项目项目管理办公室项目主任董路影告诉《商务周刊》，“直到2008年这个项目才真正开始实施，并于今年年初基本完成预定目标。可以说，这个项目是和我国风电产业的发展紧密相关的。”

　　被大跃进忽略的风资源地图

　　中国从2007年开始风电大发展，其速度迅猛得超乎所有人想象，按照杨振斌的说法，风电总装机容量的世界排名“几乎呈直线式上升”。

　　数据显示，2005年丹麦风电总装机容量为300万千瓦，中国的这一数字是126万千瓦。3年之后，丹麦上升了10%至330万千瓦，而中国则已经达到1324.22万千瓦，3年增加了10倍。2009年底，中国风电总装机容量再增长到2412万千瓦，世界排名第三，且直逼2007年8月中国《可再生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中要求的“到2020年实现3000万千瓦总装机容量”的目标，国家发改委后来不得不将目标一跃提升至1亿千瓦。

　　量的增长汹涌而至，但中国真正需要学习的还远没有学来：在过去25年中，丹麦经济增长75%，但能源消耗总量基本维持不变。“快速的风电发展需要制定长期的发展规划。”丹麦能源局土建工程师安德斯·克里斯滕森说，比如丹麦1997年即已制订规划，划分了最合适风电发展的海域，一旦这些地点选定，相关的因素，如海水深度、经济成本等都要考虑。

　　“丹麦范例”中所重视的规范和重点因素把控，在中国目前建设的风电场中还极少出现。事实上，由于风电项目规模急速扩张、各地竞相上马，伴生了诸如缺乏数据精准的风资源数据，以及可行性研究质量不高等基础性问题。“从目前我国风电场后评估报告看，已经建成和运行的风电场与当初的可行性研究报告中预测的发电量不一致。”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风电专家朱瑞兆表示，造成这种情况除了对低温、沙尘暴、雷暴等气象环境估计不足，对风资源评估不够重视也是一大原因。

　　我国国家宏观层面的风能分布评估工作早在1980年代即已开始，但真正对风电场建设进行详查，保证风电场从建立到采购风机都能有的放矢，则基本与本轮风电产业飞速发展同期开始。

　　“通过过去多次的评估工作，我们实际上早已了解风资源的丰富区在哪里。为了配合风电产业发展的需要，我们在2008年与WED项目几乎同时启动了全国风资源详查和评价工作。”杨振斌告诉记者。

　　2008年1月，全国风能资源详查和评价工作部署会议在北京召开，当年工作的重点之一是“推进全国风能资源专业观测网络的建设”。

　　尽管与全国详查相比，WED项目的实验区缩小至东北三省，但如果只通过到各个地方去做观测，从时间到资金成本方面都不具备可操作性。因此WED项目在东北三省共建立了12个测风塔，并在每个测风塔上安装两种测风仪。

　　“在WED项目中，我们主要是借鉴丹麦先进的风能资源观测技术，组织技术培训和现场安装培训等。由于最后的风能资源分布图是通过模拟实现的，需要用到实地观测得到的数据与先进的模拟技术相结合，提高风资源图谱的准确性。”杨振斌说。

　　与中国气象局合作完成风资源地图的是丹麦瑞索（Riso）国家实验室风能项目研究部。早在1998年其就在丹麦能源署的资助下，应用其开发的相关软件分析整理出丹麦风能资源图。此次与中国合作的WED项目中，瑞索也使用了该套软件。

　　在杨振斌看来，WED项目和中国其他风能项目是相辅相成的关系。“每个项目针对的层次不尽相同，WED项目是通过使用瑞索的方法得到更高面度的空间目录，如全国风能资源详查项目则是面向全国的，要保持全国一致性。”他补充说，“不过WED项目的主要成果，对全国项目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目前，风资源评估已成为风电场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一部分，WED项目的另一子项目在吸取东北3个风电场的实践经验后，开发出了一个符合中国情况的可研报告模版。“这个模板在原有管理模式的基础上吸取了一些国际的经验，增添了像节能环保、风险分析等内容。”董路影说，“模版设立出来以后，中国目前能够提供可研报告的几家专业设计院都参加了我们组织的培训，使得这个模版以最快速度在全国得到了推广。”

　　此外，作为目前东北地区已经建成的6家风电场，它们将在WED项目中接受风电场后评估，即每隔3个月或6个月将发电量与可研报告中的预计发电量进行对比，观察其结果是否一致。“如果不一致，我们会寻找风电场这段时间的运营情况是否与预计的存在差异，差异在哪，如何解决以增加经济效益。”董路影说，“通过对几个风电场进行后评估，我们累积了很多经验，并把这些经验传递给更多的开发商和风电场。”

　　弥合风电入网的系统鸿沟

　　丹麦国家电网公司电力市场部副总监莱娜·索那曾表示，只有当电网有效的把电力从风机传送到终端用户时，风能才有价值。

　　根据2007年底的数据显示，丹麦的电力消费中有21.22%来自风电，与之对比的是，截至2009年，我国风电装机容量还只占电力总装机容量的1.85%。

　　“目前因为我国风电容量还比较小，可以通过当地电网输送。但随着风电发展规模年年翻番，且大都出现在三北地区，即东北、西北，以及北部的内蒙古，这些是电网密集度低且输电能力相对较弱的地方，风电的传输将出现障碍，并网问题则会逐渐突显。”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新能源研究所副总工程师迟永宁告诉《商务周刊》。

　　尽管在2006年实施的《可再生能源法》中规定，电网公司需全额收购其电网覆盖范围内可再生能源并网发电项目的上网电量，但我国目前仍无法保证所有风电在运行后都能上网。

　　造成部分风电能力无法上网的原因，除了电网结构较弱，更重要的是整个电力系统中其他电源的功率调节平衡能力无法完全补偿风电功率的波动。“风电最大的特性是波动，它可以在10分钟内产生几十万千瓦的电，也可以因故障原因在突然之间停止供电。”迟永宁告诉记者，这要求电力系统在风电的大范围功率波动时段，要能合理分散这个地区多余的风电到其他需要用电的地方；在本地区风电突然停止时，要通过调度其他比较灵活的电源配合供电。

　　事实上，类似的问题丹麦也曾遇到过。1990年代，丹麦首次实现风电大规模并网，同时，大量热电联产发电厂的首次大规模并网在风电波谷时段起到了调度作用，但是在其波峰时段，两者联合发出的电量给丹麦电网造成了巨大压力。此时，欧盟要求解除国家间对发电和输电的壁垒，最终实现了欧盟内部电力市场的自由交易。目前，丹麦电网在风电波峰时期，可向邻国输送电力，风电的波谷时段则调度挪威的水电和火电多发电来补充。

　　“为了解决调峰的问题，国家电网采取了很多方法，比如通过提高电压等级，远距离输电，把西北和内蒙古的风电远距离输送到华北或者华中去。”迟永宁说，另外，其他电源为了配合风电要调节自身发电速度，这使得它们的结构也要做出改变。

　　WED的子项目之一是研究电网吸收风电的能力，并对现有风电项目进行接入电网的研究。“我们2008年开始这个子项目的时候，主要看一下整个电网在当前情况下大概能接受多少风电。”迟永宁告诉记者，“我们过去只是在电力系统运行时选几个点，来看电网在当前情况下出现什么问题，在WED项目中，这种分析逐渐优化为观察电网的连续运行中有什么问题。”

　　由于WED项目是以东北三省作实验区，最后得出的有关东北三省风电并网研究的报告，主要内容是东北三省独立的三个电网目前分别能接受多少风电，在风电规模扩大后，有可能使用哪些技术手段促进电网接纳更多风电。

　　在研究吉林一个风电场接入电网的案例中，迟永宁将研究重点锁定在控制电压上。“风电场一旦运行起来，就会产生较大电压波动，我们就关注通过加上哪些设备来控制电网的电压，使风电场在接入电网后让电压保持在一个适当的水平。”他说。

　　实际上，除了解决丹麦等风电发达国家过去曾经遇到过的问题，中国风电发展还有自身的阻碍。迟永宁举例说：“我们的风电设备，或者说发电机是否安全稳定，也是影响风电顺利上网的原因之一。如果风机技术水平比较低的话，在某些情况下我们就有可能对它失去控制。”

　　《2008年中国风能发展报告》中指出，我国风电设备多数引进欧洲技术，并按照欧洲标准制造，但由于“水土不服”，在国内环境条件下运行的风机，其质量可靠性及各项性能都大打折扣。

　　也因此，WED项目有关并网的另一核心工作就是更新现有并网导则，提升设备的运行水平和制造水平。董路影告诉记者：“2005年制定的《风电接入电网技术规定》只具有推荐性，且已在2008年底到期，我们通过WED项目在东北三省所作的研究将其升级，计划于今年年底颁布。”

　　中丹政府合作风能发展项目手册上显示：“基于国际相关技术标准的经验研究和分析，项目针对中国风电并网的实际条件，对中国现有的《风电场接入电力系统技术规定》的国家标准进行了研究工作与修订，起草了国家标准报批稿。该标准是风力发电设备制造商、风电场开发商、电网公司以及风电运营商共同遵守执行的风电并网技术标准。”

　　风电不能“摸着石头过河”

　　实际上，WED项目带给中方工作人员的，除了风电发展基础条件平台和技术上的启发，还有更贴近实际的思考方式。“在WED项目里，协调中丹双方不同的工作方式、思维方式、协调对于目标的不同理解、对机构设置的不同意见，都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丹麦王国驻华大使馆副馆长姚朔仁公使对《商务周刊》说，以思维方式为例，丹麦人习惯以问题为中心，创造性的思考解决方法，这可能与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不同。

　　在对风电场的风能资源进行观测的过程中，有一项是现场安装培训，即在现场教授技术人员如何组装从丹麦进口的观测仪器。“如果没有培训，那么我们只能是‘摸着石头过河’，一边看着参考材料，一边干，很多工作没有那么细。”董路影告诉记者当时的情景。看着一脸摸索样的中方工作人员，丹麦专家走了出来，他们按照测风塔即将树立起的样子，先在地面上模拟摆放一遍，对于其中要用到的仪器零部件对照详细的说明文件，按照对应编号摆在平地上进行模拟安装、测试。而说明文件上还注明了对工作时间的要求，以及每个小时需要做的工作。

　　“丹麦工程师甚至连螺丝都要事先拧一拧，看看能不能正常使用。”董路影说，“他们事后告诉我，安装过程首先要考虑的是安全，像这样在地面上充分做足工作，避免多次爬高，既保证了测风塔安装的连续性和可靠性，也保证了安装人员的人身安全。”

　　丹麦方对细节的把控还体现在诸多方面。董路影回忆起自己和丹麦工作人员相处的时间，似乎都被细节性的“小事”充满了。“在对风电场进行评估的时候，他们特别指出风机上哪个部分需要定期检查，并为其补充润滑油和机油，而在我们打算爬上去检查时，他们又发话了，‘通往风机上方的梯子每一阶不够宽，这样爬的时候不安全，需要再加宽5到10厘米’。而这些细节都是被我们忽略的。”她说。

　　不过中方工作人员也是在与丹方接触过一段时间后才发现，原来他们在现场体现出的缜密与精细，也是计划的一部分。杨振斌告诉记者：“对于外出考察，他们总是特别认真，提前几天就做好了一个特别严密的计划，工作都做在前面，而后就是按部就班的完成制定的计划。”

　　从丹麦方学到的缜密计划，和先进风电技术一起成了培训子项目的研习对象。实际上，其他3个子项目都组织了各自领域的技术培训，但因为实验区是在东北三省，且接受培训的基本都是参与项目的团队，使得受众面过窄。为了向全国推广WED项目中的先进技术和理念，培训和项目宣传推广成为了第四个子项目。

　　“我们的培训子项目是面向全国的，为行业人员提供包括风电场微观选址、运行维护和管理以及融资和保险等专题培训。”董路影说，参加人员有大专院校老师和学生、风电开发商、风机制造商等，他们也成为向全国宣传WED项目先进经验和理念的渠道之一。

　　目前，WED项目经验推广活动正以多种形式进入校园。华北电力大学的风电教材中即将加入从WED项目中获取的经验和成果，该教材还将被其他大专院校的风电专业使用。项目组在江苏龙源设立的培训中心，则将对风电领域的开发商、运营商以及制造商进行培训。此外，为给将来储备人才，丹麦风机协会与WED项目还为东北、内蒙古、北京等地区的中小学生送去了汉化版的风电入门软件以及风机模型。

　　“随着项目的逐步展开，每收获一个新的技术和理念，我们都会通过几条渠道第一时间输送到全国各地，项目进行的过程也是我们学习的过程。”董路影说，随着WED项目的终结，中丹双方今年2月份又开启了涉及面更广的中丹可再生能源发展项目（RED）。

　　“我们的技术与你们的需求促成了双赢”

　　——专访丹麦王国驻华公使姚朔仁

　　始于1970年代能源危机时期的可再生能源探索，让丹麦拥有世界一流的可再生能源技术与合理的能源结构。2006年，中丹两国政府合作启动了中丹风能发展项目（WED），并使其绕过本轮危机的阻碍，于2010年圆满结束，为中国特别是项目试验范围内的东三省风电产业带来了风资源评估、风电场可行性研究报告标准模板、风电并网等领域的技术和知识成果。

　　2010年初，丹麦和中国政府把合作范围进一步拓展至其他可再生能源领域，并成立了中丹可再生能源发展合作项目（RED）。丹麦王国驻华大使馆副馆长姚朔仁公使在采访中反复告诉《商务周刊》：“中国需要发展风能，发展风能及其他可再生能源的潜力非常巨大，正是这种需求把丹麦人带到了中国，也使丹麦的公司看到合作背后的巨大商机。”

　　《商务周刊》：1997年签订的《京都议定书》中明确指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应该就扼制气候变化进行一系列合作。去年在丹麦举行的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也再次体现了各国政府对此问题的关注。丹麦作为世界著名的风电产业大国，如何通过中丹风能发展项目（WED）以及中丹可再生能源发展合作项目（RED），帮助中国共同应对气候、资源和环境问题？

　　姚朔仁：正如你所说，作为发达国家，丹麦肩负着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责任。此外，丹麦也是去年12月份第十五届联合国气候大会的主办国，所以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丹麦都有太多的事情要做。

　　在丹麦国内，我们正通过在商业、交通、建筑以及居民生活等领域中践行的节能减排，来实现我们在《京都议定书》的承诺。此外，政府还组织了很多宣传活动，提高公民的环保理念，增加公民的环保知识。当然，我们也会在欧洲内部通过购买碳排放权，弥补我们无法完成的减排任务。但更重要的是，我们正努力提高可再生能源在丹麦能源结构中的比例。

　　与此同时，丹麦政府还通过诸如WED和RED等项目对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提供帮助。这些项目的意义在于，为世界范围内的国际双边合作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模式。比如在WED项目中，丹麦具有世界领先的环保与风能技术。从1970年代的石油危机开始我们就有意识的发展绿色能源和其他可替代能源。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这条路上充满了荆棘，首先是要有大笔的投资，而后整个能源结构都要做相应的调整，目前虽然丹麦在环境问题上也还面临很多挑战和困难，但我们希望在诸如中国等发展中国家需要的时候，我们可以把自己在可再生能源上的先进技术和经验介绍给它们。另一方面，中国现阶段确实对包括风能在内的可再生能源有巨大的需求。据悉，中国每小时就会出现一架新的风机。因此，在这样一个庞大的国家投资建设风能设施，要比在丹麦这样一个风能发展比较成熟的国家投资，获得更多的边际收益。所以从全世界的角度来看，帮助中国投资风能项目非常有意义。

　　在这次的合作中我们找到了共同的诉求，把丹麦的技术与中国对于可再生能源的需求结合起来，最终促成了双赢的结果。在帮助中国改善环境、节能减排的同时，我们也非常希望通过这次合作，让中国的政府和企业更多地了解丹麦的技术，促进双方的商贸往来。

　　《商务周刊》：目前很多发展中国家都在危机中选择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产业，丹麦政府为什么选择中国作为WED以及RED项目的合作伙伴？

　　姚朔仁：中国是丹麦在欧洲以外最大的贸易伙伴，所以中国对丹麦非常重要。尽管世界上很多国家在本轮危机中都出现了经济衰退，但中国经济恢复得很快。这得益于中国政府提出的经济刺激政策，其中对基础设施进行深挖大量投资也给环保产业带来了很多机遇。未来在中国，可再生能源产业会越来越重要，这吸引了包括丹麦公司在内的很多国外企业来到中国市场，在这里实现更多价值。

　　我们非常乐意看到这种转变，并努力为中丹企业促成更多的投资与合作机会。WED和RED项目与丹麦对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的援助项目不同，前者是目前丹麦与发展中国家合作的最大风能项目。在合作中，不仅是政府，丹麦企业也积极参与。我们把中国对于环保的需求、中国风能市场的潜力和丹麦的技术优势、丹麦企业的诉求结合在一起，使双方都取得了收益。当然，这个项目的目的不是兜售产品，而是帮助中国政府找到可利用的风能资源，研究怎样把风能并入电网，并且培训技术人员等。

　　实际上，我们还有很多其他促进中丹合作的活动。今年7月丹麦环境大臣凯伦·埃勒曼访华期间，参加了一些为中国经济以及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助力的活动。此外，2008年大使馆还组织成立了“绿色中国”俱乐部，它由14家来自环保科技、清洁能源等领域的丹麦企业组成，我们通过这个俱乐部把它们组织在一起，努力为其提供更多的融入中国市场、与中国企业合作的机会。

　　目前有400家丹麦企业在中国建立分支机构，我敢肯定的是，将来一定会有更多的丹麦企业来中国发展，帮助丹麦企业与中国企业建立合作关系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同时，我们也发现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正试图进入丹麦和其他欧洲市场，这更有利于促进我们两国的合作。

　　《商务周刊》：刚刚结束的WED项目在实施过程中，都出现了哪些问题？是如何解决的？

　　姚朔仁：我认为用“挑战”来形容我们合作中所遇到的问题更为合适。WED项目作为中丹第一个风能领域的双边合作项目，不可避免地会遇到一些问题，这在两个不同文化的国家进行合作中是非常常见的。实际上，我在大使馆里工作也常会遇到类似的问题，有时候丹麦人和中国人会互相不理解。对于这个项目来说，协调不同的工作方式、思维方式，协调对于目标的不同理解、对机构设置的不同意见都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

　　以思维方式为例，丹麦人习惯以问题为中心，创造性的思考解决方法，而不喜欢囿于常规、遵照已有的办法，这可能与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不同。不过中国有很多非常有创造性的工程师，两国工作人员在解决问题时各抒己见，不同思维的相互碰撞也擦出了很多火花，对双方都是促进。这就好比一个公司里，如果领导层都是同一种思维模式，公司就很难得到发展。总的来说，双方的合作与对话一直都是富有成效的，结果也非常令人满意，项目中没有出现过严重的不可弥合的矛盾。

　　《商务周刊》：于2006年启动的WED项目刚刚告一段落，RED项目就接踵而至。那么在可再生能源领域，丹麦和中国是否还有更加长远的合作计划？

　　姚朔仁：肯定会有。我是2002年来中国工作的，现在是我的第二个任期了。在我的第一个任期里，中国和丹麦就已经开始了环保方面的合作。丹麦政府曾经向在华的丹麦企业提供过无息贷款，以帮助它们在中国的可再生能源领域内有更好的发展。此外，丹麦政府还帮助过中国政府对排放超标的供暖企业进行技术改造。

　　无论是政府层面还是企业层面，中国与丹麦都有非常好的合作经验。现在，大使馆也有很多与环保有关的项目在进行。比如我们到北京郊区学校，组织那里的孩子进行绘画竞赛，向他们宣传风能和其他可再生能源，我想这是一种很好地向孩子们宣传国家战略的方式。与此同时，我们也将继续通过RED项目向中国介绍可再生能源领域的经验、技术，帮助中国发展自己的可再生能源战略。同时，通过这些政府间的合作吸引更多的丹麦企业进入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