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本土创投崛起：穿过荆棘 守得云开

　　从最初的蛮荒时代，到“全民PE”；从外资主导的市场格局，到本土PE的接棒领跑——过去十余年间，中国创投业态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更成为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建设多层次资本市场结构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回顾十余年PE业发展历程，既有蛰伏的寒冬，也有如火的盛夏。

　　望“洋”兴叹

　　1998年全国政协九届一次会议上，成思危代表民建中央提交了《关于尽快发展我国风险投资事业的提案》，这就是后来被认为引发了一场高科技产业新高潮的“一号提案”。在这份提案中，成思危建议明确把发展风险投资作为推动科技和经济发展特别是高科技产业发展的基本政策，鼓励、支持建立风险投资公司。

　　也正是在这一时间，IDG、英特尔投资、DFJ等一批外资创投机构开始登陆中国。而最早进入中国的一批风险投资者也几乎全部获得了真金白银。日本软银集团孙正义投资的中国电信设备提供商亚信科技，2000年3月3日在纳斯达克上市，当日涨幅超过300%。

　　随着外资VC的大举入华，针对他们的政策监管环境也逐渐形成。2001年，原外经贸部、科技部、国家工商总局联合发布了《关于设立外商投资创业投资企业的暂行规定》；2002年，国务院更新《外商投资产业目录》；2003年，《外商投资创业投资企业管理规定》正式出台。

　　2005年，凯雷并购徐工一案曾引发国内关于产业安全的大讨论，凯雷的拟持股比例虽然一降再降，但终因未获得商务部批准而宣告失败。

　　同时，这一重大事件也成为国家相关部委对外资并购问题进行具体规定的重要契机。2006年，商务部等六部委发布了《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规定》，即后来对中国创投业产生深远影响的“10号文”。该文严格限制境内企业以“红筹方式”在境外上市（这导致此后境外上市VIE模式的流行），也使得2006年IPO重启后的中小板对拟上市中小企业更有吸引力，当然也在某种程度上限制外资对境内龙头企业的并购。受挫后的凯雷们开始学会以购买少数股权的方式低调投资。

　　艰难崛起

　　2000年，联想集团进入风险投资领域。联想集团的投资部门最早投资了卓越网，通过该网站退出获得了12倍以上回报。带着上述战绩，联想投资2001年正式从联想集团分离，有了来自联想集团的第一期3500万美元基金，从此开始独立运作。

　　此外，各个城市由其科技部门牵头成立的国有资本也在上世纪末出现。1999年8月，阚治东牵头组建的深圳创新投资开张；2000年，浙江政府牵头、18家上市公司和拟上市公司组建的浙江天堂硅谷创投挂牌。由于2000年前后，在深圳推出创业板的呼声甚高，全国各地上百创投涌现并疯狂投资，力图博金创业板。

　　然而受当时美国互联网泡沫破灭的影响，创业板的推出被搁置且一拖十年。许多本土VC因项目无法退出而倒闭，只有少数背景雄厚的国有创投在挨到2004年深圳中小板开板后才迎来春天。中小板也拉开了本土创投此后几年在国内资本市场退出的序曲。

　　凶猛生长

　　2006、2007年起，中国本土创投行业开始进入快速发展通道，这与《合伙企业法》的修订密不可分。2006年8月，十届全国人大审议修订《合伙企业法》，增加有限合伙制度，普通合伙人对合伙企业的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有限合伙人以其出资额为限对合伙企业承担有限责任。这推动了有限合伙制企业的产生，也为中国创投业的制度创新奠定基础。次年6月，南海成长创业投资有限合伙企业在深圳成立，成为新修订的《合伙企业法》生效后国内第一家以有限合伙方式组织的创业投资企业。

　　A股在2007年也迎来前所未有的牛市行情，这也进一步催化了本土创投的崛起，券商直投试点也在这一年开始。此外，中国大型产业基金也在此时获批：2006年，第一只产业投资基金渤海产业基金获准成立；2007年，绵阳科技城产业基金第二批5只产业基金获准设立。

　　与此同时，以社保基金、政府财政和上市公司、民营企业、富裕个人等为代表，中国本土LP（有限合伙人）群体逐渐形成。2008年4月，全国社保基金获准自主投资经发改委批准的产业基金和在发改委备案的市场化基金，鼎晖投资和弘毅投资首批获得社保出资。而同样是从2008年起，地方政府设立的创投引导基金遍地开花，并逐步显现出杠杆效应。

　　2009年创业板的开闸对于中国创投业的意义无异于一针强心剂。创业板推出以来的三年，是中国本土VC/PE最为凶猛生长的三年，各路草根PE裹挟着创业的潮流不断扩军。而在这场财富盛宴中，本土人民币基金也一举打败美元基金，2010年新募集的人民币基金数量和金额分别占比92.4%和61.5%。人民币基金的规模和话语权在这时全面超越美元基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