淘宝的自我净化：阿里巴巴廉正部的反腐路径

　　黄锴

　　最近两周来，蒋芳一下子忙碌了许多。单是阅读邮件，她每天就要看个上百封，并试着发现核实各种有用的线索。

　　作为阿里巴巴(微博)集团廉正部负责人，蒋芳的职责是追查阿里系内部的腐败现象。五月初，淘宝对外公布了举报腐败的邮箱，结果，邮箱中一下子涌进了四千多封邮件。蒋芳的当务之急，就是一封封地阅读邮件，从中排查出确凿的腐败案件。

　　在她看来，阿里内部的反腐斗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来得迫切。毕竟，如今的淘宝平台成了一个巨大的金矿，握有资源处置权的“小二”们(阿里系内部称普通员工为“小二”)时刻面临着商家送上门的各种诱惑。而在今年3月初淘宝“聚划算”的贪腐风波过后，阿里的内部监管话题也再次被放到媒体的聚光灯下。

　　这一次，阿里显然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在公布举报邮箱的当日，阿里向社会发布了致商家的公开信，呼吁网商共同监督和打击不正当利益收受行为，捍卫淘宝的诚信体系。公开信称，“对于试图通过各种手段谋取不正当利益的会员网商，一经举报或查实，我们将一律永久关店，并视情况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其法律责任。”

　　与此同时，阿里也公布了首批被关店与进入司法程序的网商名单——其中包括五喜旗舰店、柠檬家居专营店等9家店铺。数名涉嫌腐败的小二，也被批捕和刑拘。

　　这是阿里第一次明确对涉嫌不正当行为网商的处罚方式。在阿里集团秘书长邵晓峰看来，“淘宝再往下做，社会上的所有问题都会不可避免地在淘宝上出现，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小社会。”试想一下，平台上几百万个卖家，一天上亿的流量，每秒都在发生的交易，“这些商业化的行为背后一定有利益的挂钩”。

　　而对阿里本身来说，如何自发地进行反腐亦是一个缺乏经验的新课题。如今，公司不再像一个纯粹的企业，而是成为一个承载着各种商业个体的生态系统。要从根本上解决腐败问题，就必须形成一套完整的持续不断的监控体系。

　　这正是阿里目前尝试建立的机制。在行业规范滞后的今天，站在风口浪尖的阿里，不断寻找着自身的反腐之道。

　　祸起萧墙

　　当淘宝的腐败问题曝光在公众的视线中，阿里自然无法坐视不理。于是，聚划算总经理阎利珉成了今年被阿里“开刀”的第一位管理者。

　　3月6日，阿里集团宣布免去阎利珉的总经理职务，而前阿里员工柴某、孔某等三人，则因涉嫌“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于今年4月被检察院正式批捕。

　　事情还要从今年初说起。彼时，阿里发现聚划算上的一家本地团购运营商“爱婚婚”存在着非正常交易的情况。这家上线仅8个月的公司一度创造过全国团购单次活动销售单数纪录，短短三个月的营业额便突破千万。

　　事有蹊跷。经阿里廉正部调查发现，“爱婚婚”参加过聚划算200余次团购活动，而它背后的股东则由一名阿里云员工、一名淘宝网员工和一名聚划算员工组成。经查实后，阿里作出了辞退三人的决定，并移交司法机关。同时，阿里永久关闭了“爱婚婚”在天猫(微博)和淘宝网上的店面，阿里旗下的子公司亦不再与其发生合作。

　　事实上，这已是一年之内阿里内曝出的第三起案件。去年7月，淘宝辞退了一位名叫“寒松”的客户满意中心主管，理由是此人“以删除差评的方式非法谋取利益”。今年4月，寒松已被刑拘，案件也进入公诉阶段。

　　对阿里而言，频频发生的腐败问题，其背后的诱因并不难理解。经过9年的发展，如今的淘宝页面上到处流动着巨大商机。从淘宝主页上的“天天特价”栏目，到店铺及单个商品的排序，再到登陆团购频道“聚划算”的机会——方寸屏幕之内，任何一个较佳的推荐位置都能变现出大量的交易。自然，这些资源衍生出了各式各样的“寻租空间”。

　　蒋芳坦言，如今，不少商家抱着“走捷径”的心态，希望通过行贿淘宝“小二”来获得有利的推广位置。“我们看过一些商家的记录，它刚成立时可能一个月只有两万元的营收，到了第二年变成几十万，第三年变成几百万。它在小的时候不会想来行贿，可做大了以后就一直想走捷径。”蒋芳说道，“一旦捷径走成，商家就不愿意再排队了，每次都会插队办事。”

　　打个比方，如果一个商家不做促销时一天能卖出20件衣服，那么一旦上了聚划算，一天就可以卖出2万件。“巨大的差距让商家觉得，送给淘宝小二几万元，让其帮忙安排上聚划算的做法太对了。这也是这么多人趋之若鹜地去行贿的原因”。而就聚划算本身的筛选流程而言，尽管其规定申请商家必须提交质检报告、样本检验，且价格需低于淘宝规模销售最低价等，但符合条件的商家依然太多，达到条件的商家能否上、何时上，完全由小二们决定。

　　这意味着，小二可以轻易地左右商家数十万甚至上百万的收益，从而在人为的环节滋生腐败的土壤。有商户称，自己在条件达标后多次提交了申请，却一直无缘聚划算。与此同时，他们却看到一些商家短期内多次登录聚划算，赚得钵满盆满。

　　实际上，这种腐败并不局限于聚划算平台。在阿里的生态圈内，从“删除差评”到“获得质检报告”，再到“利用规则分配流量”等诸多方面，小二们面临着让人眼花缭乱的诱惑。

　　这些阴暗处的交易让阿里颇为头疼。长此以往，公司建立“公平透明”的电商生态系统的愿景将成为一席空谈。事实上，从2009年起，阿里内部便有了腐败的苗头。于是在2010年的下半年，阿里集团董事长马云(微博)就在公司内部成立了“廉正部”。

　　用邵晓峰的话说，随着电子商务市场的迅速繁荣，阿里内部的管理也经历了几个阶段。“2007年前，许多人对电子商务持怀疑的态度，那时我们是主动劝说别人来做电子商务，因此处于一个服务的状态，还不存在腐败的问题。”他表示，“但2009年后的格局就变了，今年淘宝做1万亿的交易额不在话下，这相当于整个中国零售总额的5%。当整个社会对淘宝平台的追逐到了狂热的地步，反腐就成了绕不开的管理问题。”

　　膨胀后遗症

　　除了平台交易额的快速增长，员工的迅速扩张也是引发阿里内部腐败现象的一大原因。据一位阿里高层称，2009年是公司发展的转折点。一方面，在经历了2007-2008年的积淀后，淘宝的业务开始迅速增长；另一厢，淘宝当年吸纳了5400名新员工，组织的大幅扩张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价值观与企业文化的稀释。

　　“我们前几年的脚步确实太快了，”邵晓峰认为。在2008至2010年，阿里几乎每年都要招5000名左右的新员工。经过几年的迅猛招聘，到2011年时，阿里的总员工数已达到25000人。“从目前看，出问题的小二大多是这个阶段招进来的年轻新员工，”他坦言，“阿里的员工培训体系、价值观与文化融合无法跟上人员扩张的速度，而新员工的价值观也给原有的体系形成了冲突和挑战。”

　　就聚划算部门而言，去年该部门的员工只有10人，但如今已上升到130人，“我们需要沉下心来，慢慢梳理价值观体系”。

　　另一个客观原因是，阿里系员工的平均年龄仅为27岁，大多是85后，“当你把一个还不是特别成熟的人放在一个诱惑力极强的环境下，对他本身的挑战也很大”。

　　不妨试想一下，聚划算每天的推荐商品少则100个，多则300个，如果每天在300个位置中有一个出现腐败，那么一年就有365起腐败。这个数字已着实惊人。

　　欲速则不达，阿里今年决定限制招聘，全年计划净增仅200人。

　　在员工数的快速膨胀之外，腐败也有其结构性的原因。在阿里内部，战略、政策及规则由管理层决定，但具体的执行环节则掌握在大量基层的“小二”手中。一个领着数千元月薪的年轻小二，往往能直接左右商家的命运。而更深层次的原因是，淘宝早期的商业模式给今天带来了管理上的难处。

　　在邵晓峰看来，淘宝成立之初推行的是免费策略，而免费意味着当大量商家争抢同一块资源的时候，淘宝并没有一个硬性的标准去衡量和分配。“正因为不收钱，所以有时反而会导致员工的权力太大。”

　　早年的免费催生了规模，而如今的规模正使得阿里内部的管理难度呈几何级数的上升，如何维持淘宝的航向，是一个长久的难题。用蒋芳的话说，聚划算内部从去年起便多次调整规则，譬如在是否让商家上聚划算的问题上，从小二的个人判断变为“三审制”，希望避免腐败的问题——但这些调整“一直没有做到点上”。毕竟，“规则在某种程度上永远是死的，总有人能绕开游戏规则找到各种各样的机会。我们不可能一蹴而就地解决问题。”

　　目前，廉正部大都通过举报信箱内的线索“查案”。在蒋芳看来，这样的方式更为“具象”，相比之下，大范围的普查很难在短期内找到问题的实质。

　　她并不讳言眼下面临的挑战。“我们现在管理的其实是一个社会，有几百万商家，上亿的消费者。如果放在线下，需要多大的公务员团队？而淘宝本身的员工数有限，又普遍年轻，要管理这么大的生态系统实在不易。”蒋芳说道，“我感觉我们今天挑了一个很大的担子。”

　　这与齐家网董事长邓华金的感受相似。在他看来，以淘宝目前的员工数量来管理整个电商生态系统，这种能力似乎并不匹配。何况，这些年轻的员工对社会的理解不一定深刻，而高管的精力也有限，最终的执行依旧落到基层的年轻小二身上。“从这个角度看，阿里面临着很大的管理挑战。”

　　自我净化

　　即便下决心严打腐败，蒋芳和她的廉正部依然遇到了不少实际难题。在她眼里，就反腐的问题上，自己的“想象力还有点低”，一些闻所未闻的案例不免让她有些不知所措。毕竟，她两个多月前才刚刚调任。作为阿里最初的“十八罗汉”之一，蒋芳此前领衔调查了B2B“欺诈事件”。她同时相信，反腐需要足够的耐心，必须一步步地往前走，“一招制胜的方法是不存在的。”

　　除了经验上的约束，蒋芳的另一个困境在于，公司内部在许多环节上存在着模糊地带。譬如，在淘宝的双十一、双十二大促活动中，符合条件的商家有成千上万，但公司只能选出几百家参加活动，这当中就需要靠人力判断。“到底该用什么尺度去选呢？如果看皇冠数，小商家会觉得不公平；而消费者喜好本身也是个不确定的东西。从这个角度看，总有一些人为的因素在起作用，我们也很难判断其中是否会涉及腐败。”

　　如今，阿里正试图在人为的、“自由裁量”的环节上做几个新尝试。据邵晓峰称，阿里正在推行的是让更多的标准和规则透明化，“即便由个人来决定哪个商家上促销活动，也要尽可能地做到90%的标准可以透明公开的告诉大家。”小二在作出判断后，要留下判断的原因，以便日后的追溯。

　　而有些领域的尝试已经先行一步。如今，“天天特价”的商家筛选已全部采用机器选择，让系统代替一部分的管理职能，以显示公平。另一种模式则是收费，以竞价的方式出售优质资源。“当然，收费的做法不是马上就能实行的，我们正在寻找合理的过渡模式。”邵晓峰表示。

　　在制度调整的基础上，阿里集团于今年3月宣布了公司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中高层轮岗。22名管理人员被调动，调动跨越阿里旗下全部子公司的大部分核心部门。眼下，这场换岗的行动已渗透至“资深经理”一级的员工。

　　此外，支付宝在集团内部率先提出了“离任审计”的概念，通过效仿银行，建立“即使离职也可继续调查”的追责制度。除支付宝外，“其他团队也在了解离任审计应该怎么审，很有可能学习支付宝的做法。”蒋芳透露。

　　就目前而言，事情似乎正在朝着好的方向进化。在近几个月的总裁会上，蒋芳总是会有新的发现：比如，过去淘宝的活动中可以推荐某一个商家的某一款产品，但如今“单品推荐”的做法已不被允许了；此外，阿里内部禁止了“合同倒签”的行为，即不再允许所有活动做完以后再补签一个合同；上个月，公司内部又提出了“关键岗位轮岗”的制度，希望对关键资源的分配过程做到公开公平。“这周我们还要去开总裁会，还可以提出一些新的影响和优化公司制度流程的决定。”她说道。

　　不难发现，阿里当下试图做的，是让反腐变成一种内在机制，而不是一场运动。在邓华金看来，阿里反腐的关键，是要一视同仁地对待各个利益相关方。“在这个平台上，买家、卖家和淘宝小二应该是平等的，阿里不能单单抬高内部员工的位置。过去，小二可以相对自由地裁决卖家的申请或买卖间的纠纷，而今后阿里应该在网上构建更加平等的社会机制。”

　　眼下，无论是内审制度、离任审计还是技术替换，这种制度建设正处在不断的建立与纠错中。几年前，阿里通过电子商务的创新改变了传统商业，那么如今，它能否推动旗下平台上的各个卖家，共同建立电子商务世界的新商业文明？这一场自我净化，又能做到什么程度？

　　对于这个问题，时间会给出答案。

　　淘宝反腐：谁的裁量权？

　　黄晨霞

　　中国互联网行业里的二马(马化腾和马云)，双双纠结了。近一年来，腾讯和阿里巴巴遭遇的挑战，轮流演绎失控状态。

　　素来低调的马化腾最近一反常态地高调务虚了一把，他在众人面前谦虚地向《连线》杂志的前主编、《失控》一书的作者凯文·凯利讨教失控理论，并坦 诚公司失控之惑。而马云治理下的淘宝系统则因内部腐败面临某种失控的威胁。5月4日，阿里巴巴集团发布了一份名为《坚持透明诚信 捍卫大家的淘宝》的公开信，信中写道：“阿里巴巴有勇气，有决心，有智慧和手段去捍卫淘宝，捍卫我们共同的利益”。后者引发了更为广泛的关注和讨论。

　　公司反腐，本也不是什么稀奇事。但淘宝反腐带来的启示却远非一般公司反腐案例所能及。原因有二：一、根据淘宝公布的数据，以单日发送的包裹 量，2011年淘宝网加之天猫商城，超过800万件，占整个快递业总包裹近六成，在中国网络购物市场中，已有垄断之势。二、大淘宝所形成的生态系统几近于 万亿交易额，它的一言一行，常能影响赖以生存的众多商户的生计——生计无小事。

　　这封公开信透着痛心疾首和杀伐决断，但却有两个说法值得推敲：首先，阿里巴巴是否能有足够的“智慧和手段”去捍卫“共同利益”？其次，那是谁的“共同利益”，淘宝是“大家的淘宝”么？

　　淘宝成立于2003年，甫一诞生，就以持续免费之姿立于世，NPO(非盈利组织)般地存在并运营着，并在中国市场将eBay击得溃不成军。同 时，为了维护淘宝乃至本土电子商务生态系统长期繁荣，在中小商户鞭长莫及的交易信用体系建立、支付和物流等设施服务配套上，阿里巴巴劳心劳力，投入不可谓 不巨。

　　如今，大淘宝(淘宝网+天猫商城)交易额规模远胜于中国大多数二线城市的GDP总量，你可以将大淘宝视为一个专司交易的城邑。

　　而在过去数年中，阿里巴巴也承担了这个城邑的建制和治理的职能，其中相当一部分职能类似于公共事业机构的职能，例如建立一套基于交易的个体信用 体系，又例如设计生态系统中的资源分配规则。但正如我们在《二十一世纪商业评论》97期杂志的封面文章 《网络公权力》 里所谈的：虽然“立法程序”看似足够严谨科学，但按照该规则的设计，淘宝的基层员工一身肩负了事实搜集、冤实判定、奖惩裁决、执行、特例酌情等权力，较之 买卖双方，他们拥有最终裁量权。

　　于是，我们不得不回到前文的那两个问题。具体而言，作为一家私营公司，一家按照传统商业理论本该要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的有限责任法人实体，是否 应该且能够承担一个虚拟生态系统的建制和治理的职能？一家公司的权力、义务和能力终究不会无远弗届，那么它的职能边界应该在哪里？在建制和治理过程所产生 的权力是否应该受到监督？

　　对此，我们的观点是：当一家公司转而成为一个生态系统的运营者，运营所带来的商业利益可以私有，但其伴生的公共权力应该被监督。

　　(本文转载自5月15日刊《二十一世纪商业评论》杂志，淘宝反腐话题的相关阅读请关注《二十一世纪商业评论》杂志5月15日刊封面文章《网络公权力》、《失望与恐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