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iPhone 4组装成本为7% 利润率高达60%

劳工问题在中国从出口经济转向更为平衡成熟经济的过程中不可避免。中国工人们最近的表现不像外界所想的那样，他们关心的是自身的利益，不能与社会不稳定画等号。国际劳动组织的调查数据显示，中国自1987年以来，工人工资每年以14.3%的水平上涨。——美国《新闻周刊》

戴维·巴博萨

上月，正当苹果粉丝们把玩全新的苹果手机iPhone 4时，位于硅谷的研究人员却全身心投入了一些更为严肃的事情中。

他们拆开了iPhone 4外壳，开始对这款新手机的零部件进行分析，试图揭开苹果主要的供应商身份，而这份“拆解报告”给外界提供了一个“窥视”苹果产品制造流程的机会。

最新的分析显示，深圳在所有的生产成本中只占到了最小一部分，深圳工人们将来自德国和韩国的微型电子芯片、美国制造的Wifi或者手机信号芯片，以及中国台湾产的触摸屏，和其他100多个元件组装在一起。

但研究人员的分析并未揭示一个现实：中国制造的成本变得愈加昂贵。劳动力的短缺以及工人间弥漫的不满情绪导致成本不断上升，人民币汇率的走强也增加了出口成本，通货膨胀和房价的上涨都促使诸如笔记本电脑、数码相机和手机设备生产成本的大幅增加。

苹果利润率高达60%

要想了解中国南方地区发生的变化，只需要跟踪iPhone 4的供应链。这款有美国设计的产品，从全球各地供应商处采购高科技零部件，之后在中国完成组装，运回至美国，每台iPhone标价600美元，消费者在与AT&T签订合约后，可以获得补贴，从而降低了消费者的支出。

据估计，最终组装阶段的劳动力成本在iPhone总成本中只占了很小一部分，大约7%左右。分析师表示，苹果供应链中的芯片厂商、电池供应商、塑料模具和印制电路板厂商等多数企业都要依靠中国工厂来削减成本，而现在这些工厂似乎准备转嫁增长的劳动力成本。

但苹果的应对能力强于其他多数企业，因为其60%的丰厚的利润率和强势的定价能力，足以抵消部分成本。

数位分析师表示，包括戴尔、惠普和LG在内的个人电脑、手机和其他电子厂商的利润率极低。“对于他们而言，挑战会大得多。”里昂证券（CLSA）驻香港分析师珍妮·莱说。

iPhone 4成本仅187美元

曾经撰写过多份有关苹果供应链研究报告的美国雪城大学（Syracuse University）教授詹森·德崔克（Jason Dedrick）指出，中国在这些产品中赚的钱很少。高端产品的多数价值都被两头的流程赚取了，包括品牌所有者、分销商和零售商。

根据美国市场研究公司iSuppli的最新报告，提供诸如处理器和闪存芯片等关键零部件的三星、东芝和博通等芯片供应商承担了苹果iPhone 4大部分的成本。报告称，10多个电子芯片占了手机三分之二的成本。

例如，在每一部iPhone 4的生产中，苹果向三星支付27美元购买闪存，10.75美元购买处理器，德国芯片厂商英飞凌也因为向苹果提供电话和数据传输芯片而获得14.05美元。其他电子元件的成本更低。iPhone 4最新加入的陀螺仪来自意法半导体，但成本仅为2.60美元。

iSuppli的报告显示，一部售价600美元的iPhone 4的总成本仅为187.51美元。

“最不值钱的”就是组装

在苹果手机生产过程中，最不值钱的环节就是生产和组装，而这些通常在中国南部地区完成，在这里工人们负责焊接、组装和包装世界知名品牌的产品，但每小时的报酬却不到1美元。

没有一家企业的工作量能够超过富士康，该公司隶属于台湾鸿海集团，是全球最大的电子产品代工厂商。

富士康为苹果、戴尔和惠普提供生产外包服务，仅在中国大陆就有80万员工。

德崔克说，他们就像沃尔玛超市，利润低，产量高，靠效率生存。

消费者无法看到这些代工厂商的世界，但在这个规模达到2500亿美元的行业中，只有富士康、伟创力和捷普科技等少数几家寡头，为全球电子产品提供生产和组装服务。

分析师表示，这些工厂通常会为获得微薄的利润展开激烈竞争，希望从细微的运营变化中获得利益。

而当一家工厂这样依赖于低微利润时，劳动力上涨就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有分析师称，自2005年以来，中国工资已经上涨了50%，而今年迫于一些当地政府和员工的压力，薪水又有20%~30%的涨幅。

“中国不想再当世界工厂”

“要组装一台惠普电脑需要3000道工序。”iSuppli驻中国分析师艾萨克·王（Isaac Wang）说，“如果外包厂商能够找到一种方法节省10%的工序，便可以收到很好的成效。”

像富士康一样的外包厂商正在寻求削减成本的方法，富士康正在考虑迁往内陆，那里的工资大概要比深圳低20%至30%。该公司在生产中投入了大笔资金，大量生产用于电脑和手机中的零部件，甚至试图寻找一些规模更大、价格更低的原材料来源。

“我们既可以将零部件生产外包给其他供应商，也可以研发并生产我们自己的零部件。”富士康发言人阿瑟·黄（Arthur Huang）说，“我们甚至与工厂附近的采矿公司签订了合同。”

尽管很多分析师对大型品牌找到新的创新方式来提升盈利能力持乐观态度，但是有越来越多的分析师开始质疑中国的制造模式。多年以来，中国的制造模式都是依靠员工每周六七天、每天10至12个小时的工作来实现的。

“我们认为鸿海的劳动密集型模式不可持续。”iSuppli分析师艾萨克·王说，“尽管仍然可以雇佣80万至100万员工，但问题在于员工不可能一直在不人道的系统中像螺丝钉一样工作。”

分析师表示，这类低端组装工作在中国也不受欢迎，因为无法为企业和国家带来大量回报。美国乔治敦大学国际商业教授、《T恤衫的全球之旅》（The Travels of a T-Shirt in the Global Economy）的作者皮特拉·利沃里（Pietra Rivoli）说：“中国不想再当世界工厂。”

“知识在哪里，价值就去往哪里。”

（本文原载于7月5日纽约时报网络版，作者David Barboza。早报记者是冬冬翻译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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