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两岸三地20所高校师生完成的“富士康调研总报告”近日向社会披露,报告指出,富士康的多家工厂存在强制加班、克扣加班费、滥用学生工人、漠视职业安全隐患、“私了”工伤事故等违法违规问题。工人在富士康的工作和生活体验则更加不堪,“工人是用来被机器损耗的”,“我只是车间里的一粒微尘”,工厂就像“牢笼”和“监狱”。而这个旨在揭开富士康连环自杀之谜的报道最后得出结论说,“或许,自杀即是他杀”。
从最早被指责为血汗工厂,到今年发生17连跳,富士康这个庞大的代工帝国一直为恶名所缠绕。虽然媒体多次做过报道,但由于富士康采取封闭的管理方式,外界对富士康始终知之甚少。如今,这份来自民间的调研报告,终于从多个角度为世人揭开了富士康的真实面目,还原了富士康作为压榨机器的本色,从而引起人们的沉重思考。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由于高校调研人员始终没有得到富士康的支持,因而其调研只能在外围进行,调查人员甚至不得不潜入富士康“卧底”以获得第一手资料。但正因如此,这份调研报告才更加真实可信,它以贴近底层的视线和客观的资料收集,为人们提供了一份详实的时代档案。
富士康之所以被称为代工“帝国”,不仅是因为它规模庞大,更由于它有着畸形的制度和文化,内部形成了一种严密的统治体系。抛开报告所指出的日常管理方式不论,单就富士康对待自杀问题所采取的预防策略,就可以看出一斑。比如,工厂宿舍被“天罗地网”所覆盖,数万人参加狂欢式的防自杀“誓师大会”,众人齐诵“郭台铭语录”,称呼总裁为“爷爷”等,这些措施都带有一种个人崇拜、精神催眠和剥夺个人自由意志的色彩。也正是由于存在这种“爷爷”体制,才会出现“孙子”般的用工模式,最终导致某种程度上的资本对人性的奴役。而奴役,正是每一种形式的帝国的共同标签。
但如果站在超出企业的视野,从宏观的角度去分析富士康的壮大过程,就会看到,仅仅以少数人的“爷爷”意志和资本的力量,并不足以缔造出这样的企业帝国。如果没有大量廉价的劳动力,富士康就会完全失去根基。如果没有粗放而松散的劳工福利环境,富士康就无法获得滚雪球的利润。如果没有城乡二元户籍制度,没有大批找不到出路的年轻农民,富士康就不可能维持它的“抽血”系统。同样,如果没有企业与政府的某种同盟关系,没有苹果等跨国企业的订单,富士康早就在舆论的鞭挞中灰飞烟灭了。富士康与其说是一个企业,不如说它是一种制度模式,是最大限度榨取人口红利的系统。即使没有郭台铭,也会有别的人取代他的位置。所不同的是,富士康拥有陌生和令人反感的内部文化而已。
但这并不意味着,富士康这种病态企业制度和悲剧性的就业环境是不可避免的。富士康悲剧的形成,富士康掠夺机器的持续运转,与劳动法律的粗糙、地方政府的放任和劳动管理部门的失位是有着联系的。富士康在为地方财政做贡献的同时,也不断稳固着自己的地基,因而即便企业存在大量违法现象也可以不受惩处。更让人惊讶的是,富士康厂区甚至拥有一定的“法外治权”,比如调研报告就指出,作为暴力机构的企业安保可以对工人任意打骂,工人用厂区电话报警会被直接转接到公司安全部门,如果厂区发生违法事件,“警察都不能进入厂区”。很难想象,如果没有政府部门的宽纵,富士康的“统治“模式怎么可能延续下去。
今年5月,由多个部委组织的联合调查组曾进驻富士康进行调查。但在政府机构的调查结论和处理意见出台之前,民间的调研报告率先披露了部分真相。这也让人们不得不思考,面对富士康这样的企业现象,政府到底应该表现出何种姿态?是继续睁一眼闭一眼,还是站在法治和人道的立场给予严肃的关注?这其实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企业违法问题,而是事关劳动者尊严和价值的社会问题。答案不同,所导致的后果也会迥然相异。理当三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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