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内迁与“劳动密集”之存废

　　提要对“劳动密集”之存废的激烈争论，远期将深远影响中国的可持续发展；近期则将影响当下及今后一个时期国内宏观经济政策的选择走向。

　　深圳富士康内迁消息再起这一回的内迁方向是天津。有媒体报道说从上周五开始天津方面派出工作组抵达深圳与富士康协商搬迁的具体操作事宜。

　　多家财经媒体把富士康内迁说成有鼻子有眼，甚至连深圳富士康要减（迁）员工30万的数字都被搬上了版面。至于内迁的直接成因，媒体一口咬定就两条：“12连跳”是导火索；两次被迫给深圳员工加薪使富士康别无选择。

　　事情并非如此简单，富士康内迁“蓄谋”已久。其烟台基地扩容始于2008年；重庆基地一期新建就投入50亿元，去年9月动土进展神速，目前即将投产的生产线已可容纳雇员5万人；天津基地之扩容与滨海开发区建设同步推进，生产能力也在成倍扩充中……

　　不计其余因素，仅从富士康连续数年有条不紊地在大陆扩建生产基地的举动看，即使未发生“12连跳”，没有后来逼迫其为深圳员工加工资（半个月内两次增资，尤其第二次增资幅度之大，明显带有意气用事做给媒体看之味道），没有把深圳基地全部职工宿舍移交给地方物业“托管”，富士康内迁也系其大陆发展战略作重新调整的必然步骤之一。

　　代工企业一般依赖“大进大出”，物流便捷和资金流汇聚是其选择栖息地的两大首选条件，其次是地方政府对待代工企业的亲商、营商环境。顺此视角观察之，烟台富士康、天津富士康横空出世，都与两大首选条件密不可分。至于重庆富士康，资金流汇聚条件虽不如烟台和天津，但物流（水运）条件优越，地方配套政策“好又多”，用工成本低廉。重庆富士康一期目标是年装配2000万台笔记本，每台代工费25美元左右，流动资金占用量却不大。由此可见，富士康内迁不光是深思熟虑，而且对产业布局亦大有讲究。

　　深入一层再作客观分析，富士康内迁安排既有被迫的一面，又受经济学“梯度发展理论”的指引，其之所以提前作出未雨绸缪的安排，必须考察全球金融危机袭来后，广东省及深圳市发展战略与发展政策的急促调整。而在此调整的背后，还涉及到即如广东这样的经济发达省，是否还要保留足够体量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企业）？以及地方政府在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过程中所承担责任究竟作何定位的问题？

　　金融危机袭来后，广东与浙江因外向度实在太高，成为受冲击最“痛”的两个省份。然而，广东与浙江为应对冲击采取了两条不同的政策路径。

　　浙江做法是，培“大”扶“小”，对“小”的支持比危机袭来前力度更大，范围更广，堪称国内第一。浙江的明智在于，清醒看到劳动密集型产业（企业）依然是未来长时间内，浙江经济的支撑板块，其存废有赖市场自身的选择，不容政府过度干预，更不可由政府拔苗助长。

　　而广东的做法是高调推进“腾笼换鸟”，具体操作思路则是抓“大”弃“小”。读者也许还记得，去年上半年的数个月间，广东结构调整新政不仅在广东省内，甚至在国内都形成了广泛而尖锐的争议，更有好事者将争议引申至政治层面，引起坊间的各种猜测和隐喻。

　　广东腾“笼”，腾的是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之“笼”，其中以中小代工企业作为首波腾“笼”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