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去年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美国气候变化特使斯特恩公开反对《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京都议定书》确定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引起了国际社会的不满。对此,国内外的专家和学者们也纷纷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在此次“两会”上,气候变化也是代表委员们热议的问题之一。
对此,全国政协委员、上海交通大学法学院资源环境法研究所王曦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斯特恩是美国的气候变化谈判特使,他的话代表了美国政府的观点,可能也反映了美国企业界和公众的主流民意。而要想让美国民众主动承担减排责任,则应该先进行技术创新,因为这可以让企业生产出物美价廉的新能源产品,让民众主动改变依赖化石能源的习惯。
美国民众为何不愿意减排?
王曦认为,美国拿到哥本哈根会议上的温室气体减排主张,虽然遭到发展中国家的普遍反对,但在美国国内似乎没有引起大的反对。不论是美国的企业界,还是美国的主流民众,都没有对美国的主张表示激烈反对。
而相比之下,近40年前,即1970年4月22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和各地暴发的反对环境污染的“地球日”活动情况则大不相同。在“地球日”活动中,有2000万美国公民上街游行,要求美国政府采取有力措施,这个数目是当时美国人口总数的1/4。
今天的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的主流民意为什么不像当年“地球日”活动所表现的那样,强力推动政府采取温室气体减排措施呢?王曦认为,原因是美国民众的大多数在思想上没有做好准备。
一是公众没有为改变生活方式做好准备。应对气候变化需要大幅度地减少人为温室气体的排放,需要大幅度地减少人们生活中对化石能源的消费。长期习惯于消费廉价化石能源的美国公众,似乎还没有为这种转变做好思想准备。这正是“由奢入俭难”;
二是企业界没有为改变生产方式做好准备。由于生产成本高等原因,清洁能源和环境友好型产品还没有达到物美价廉的水平,不足以普遍取代传统的低能源效率和非环境友好型的产品。
王曦说,在上述情况下,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美国的主流民意似乎必然落后于时代。作为民选的政府,政府不能违背广大选民的意愿,在温室气体减排问题上做出的脱离现实的承诺。所以,斯特恩能做的,就是一方面否认美国应当承担的责任,另一方面把责任往中国等发展中国家身上推。
在什么情况下美国公众的意愿会发生变化?
王曦进一步指出,只有在以下两种情况下,公众关于气候问题的意愿才会发生根本的转变:一是气候变化问题严重到直接危及到大多数人的生活甚至生存;二是出现了经济上可行的,可以大规模取代现有落后技术、产品和化石能源的新技术、新产品和新能源。
然而,上述前一种情况,现在在美国没有出现(只是在一些遥远的小岛国出现)。大多数美国人似乎安于现状,没有感到有实质性的改变生活方式的必要。后一种情况,现在在美国也没有出现。可以大规模取代现有落后技术、产品和化石能源的新技术、新产品和新能源,目前在经济上还没有达到足以大规模取代现有的技术、产品和能源的性能。
王曦认为,就美国公众关于气候变化问题的观念转变而言,由于气候变化问题的相对不紧迫性,经济上可行的新能源、新技术和新产品的出现就显得格外重要。没有这种新能源、新技术和新产品,公众的消费习惯和变化就难以变化。没有这种新能源、新技术和新产品的支撑,道德说教无济于事。当产品不仅具有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品质,而且具有低廉的价格时,公众将自然而然地倾向于选择购买和消费这种产品。有了这种新能源、新技术、新产品和相应的公众的消费需求,企业家才会有强大的动力去利用和发展这种新能源、新技术和新产品。当公众意愿改变了,政府的态度也会变化。
未来竞争重点在于进行技术创新,占领新能源市场先机
最后,王曦总结到:“对于美国而言,当前的关键在于发展经济上可行的,可以大规模取代现有落后技术、产品和化石能源的新能源、新技术和新产品。这是我们从美国政府在哥本哈根会议上的态度中领悟的一点。”
美国人面临的问题是“由奢入俭难”,他们需要新能源和新技术的拯救。我们面临的问题虽然不是“由奢入俭难”,但同样需要新能源和新技术的拯救。在发展经济上可行的,可以大规模取代现有落后技术、产品和化石能源的新能源、新技术和新产品这个问题上,我们同美国的需要不谋而合。现在就看谁在这个关键问题上的“内功”做得更好、更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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