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谈判风雨十八年

　　“10月4日~9日，联合国今年第四次双轨制下的气候谈判，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的长效合作行动特设工作组第12次会议和《京都议定书》下的附件一国家继续减排承诺特设工作组第14次会议将于中国天津举行。”

　　上述说法是如此啰嗦，以至于即使是长期关注乃至从事气候变化工作的人，也未必能准确地说全这个“绕口令”。

　　那么，《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是什么？“附件一国家”都有哪些？《京都议定书》是怎么回事？“特设工作组”的作用是什么？“双轨制”又是什么制度？在这些“行话”的背后，到底经历过怎样的故事？

　　事情要从18年前说起。1992年6月，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其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称《公约》)正式开放签字。

　　《公约》明确规定，“气候变化”是指人类活动直接或间接造成的气候变化。《公约》的最终目的是，将温室气体浓度控制在危险范围以外。签署《公约》的都是“缔约方”，后来每年召开一次缔约方大会成为惯例。《公约》规定，发达国家和转型国家(指前苏联东欧阵营中的较发达国家)要带头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这些国家包括澳大利亚、奥地利、英国、美国等，当时共有35个，被列入《公约》附件一，因此也被称为“附件一国家”。

　　《公约》本身从谈判到出炉仅用了一年多时间。不过，真正的谈判才刚刚开始。该公约只是“框架性”公约，并未规定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比例、提供资金的数量、转移技术的方式等具体问题。在进入实质问题后，谈判就进行得异常艰难，以至于把多少黑发人谈成白发人，中年人谈成了老人。

　　根据《公约》规定，可以在任何一届缔约方大会上通过议定书，即应对气候变化问题具体的、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书。1994年，《公约》生效。此后，关于签订一份议定书的谈判开始。经过两年多艰苦的谈判，《京都议定书》草案出现在1997年在日本京都举行的《公约》第三次缔约方大会上。

　　这一过程历经艰辛。当时，美国顽固地坚持“不减排”(按美方说法是“减排0%”)立场。其间，有两批美国参议员到京都施压，力压美国谈判代表不让步。最终，在艰苦的谈判后，在各方的妥协下，《京都议定书》为附件一国家规定了有法律约束力的量化减排指标，即在2008~2012年的第一承诺期内，在1990年水平上平均减少5.2%；同时，也为各国(或国家集团)规定了国别减排指标。发展中国家则不承担强制减排义务。作为让步，发达国家可以通过清洁发展机制(CDM)等3个灵活机制减排，还可以通过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森林建设等来抵扣减排。

　　然而，此后的进程可以用一波三折来形容。发达国家在履行《京都议定书》义务方面进展缓慢；美国于2001年干脆退出《京都议定书》则更给气候谈判蒙上了阴影，并产生了深远的消极影响。2005年，在通过了四个重要文件(《布宜诺斯艾利斯行动计划》、《波恩政治协议》、《马拉喀什协定》和《德里宣言》)后，《京都议定书》终于在跌跌撞撞中生效，此时距离2012年第一承诺期到期仅有7年。直到现在，2012年将至，多数发达国家仍未完成(也不大可能会完成)其第一承诺期的承诺。

　　时间来到2007年的印尼巴厘岛。此时，各方已经在考虑2012年后如何继续履行《京都议定书》的问题。这次会议充满戏剧性事件，尤其是大会最后一天。先是大会试图在中国、印度等国未到场(此时发展中国家正在召开闭门会议，商议适当做出让步)的情况下讨论并试图通过文件。中国谈判代表当即举牌抗议，并连同其他发展中国家提议休会——这次休会阻止了发达国家推翻《京都议定书》的图谋。大会秘书长德·布尔(De Boer)泪雨滂沱，边流泪边连声道歉，并暂时退出会场——事后他回忆说，当时他太过紧张，以至于出错。随后，巴布亚新几内亚代表在美国代表发言时抢下话筒，抨击美国“要么带头，要么滚开”。最后，除美国外的所有各方都同意了“巴厘路线图”。最具戏剧性的是，美国代表居然在最后时刻也同意了“巴厘路线图”，大会也在掌声和欢呼声中喜剧般的结束。

　　“巴厘路线图”最具特点的是它设计了“双轨制”谈判路径，即将谈判分为两个“特设工作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的长效合作行动(LCA)和《京都议定书》下的附件一国家继续减排承诺(KP)。这一方面体现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责任差异，另一方面也是“照顾”美国的做法。由于美国退出了《京都议定书》，它可以通过在LCA下承诺与其他发达国家可比的减排。

　　按照“巴厘路线图”，2009年底的哥本哈根气候大会本应完成谈判。不过，这次大会虽然通过了《哥本哈根协议》，但在减排承诺、长期目标、资金和技术等问题上均未达成一致。关于哥本哈根大会的种种细节，至今仍是一个“罗生门”，与会者各说各的话，足以单写一篇文章乃至一本书进行论述；当然，抛开细节不谈，未能完成谈判的根本原因还是各方分歧过大。

　　一切分歧的出发点，都可以归于一条原则：“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气候谈判风雨路之所以如此漫长而坎坷，目前的谈判仍然未竟，究其根源，就是各方对“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态度不同。请看下期：《什么是“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