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安山煤乡转型之痛：乡村经济不可承受之重

　　截至7月，北京市的小煤矿全部关闭，作为北京产煤区的房山和门头沟共关闭24个小煤矿。忍痛告别采煤业的煤乡，全部踏上艰难的转型之路。

　　房山区大安山乡，就是转型煤乡中的其中之一。它是北京市最偏远的山区农村之一，数百年的采矿历史不仅没有使这个仅有数千人的乡村走上致富的道路，反而使本就缺少灌溉水源的耕地更加荒芜。百年煤乡没有煤了怎么办？在这个依靠煤炭自给自足的山村里没有人思考过，也没有人愿意提起。但如今，这个沉重的现实已经不容回避。

　　靠山吃山

　　“淘金”历史一划而过

　　“等我退了休，就回来把这房子和地好好收拾收拾，叶落得归根，就在家里养老了。”从前，张茂东回大安山扫墓祭祖时逢人就这样念叨。他是一名律师，是上世纪70年代这个村里考出来的为数不多的几个大学生之一。然而近几次回老家，他只能呆呆地看着那坍塌的还剩一半的几间大屋出神，同乡告诉他，由于干旱，现在连屋前屋后的核桃树也结不了几个果。

　　大安山乡位于房山区西北部深山区，坐落在百花山中山地带，干旱少雨，全乡总面积70平方公里，境内海拔最高点为1438米，最低点为270米。乡内主要公路是红大公路，乡政府距区府良乡50公里，距市区90公里，距108国道仍有15公里的路程，依靠乡村公路连接。

　　据乡志记载，该地区的煤炭开采发起于辽金之前，渐兴于元明之后，至今已有近千年历史。但是由于交通不便，如果不是前几年那场著名的矿难，即使是老北京人也很少听说过大安山这个名字。而当“爨底下”等乡村成为人文化石之时，城里人更加难以想象，在首都地理范围之内，还有依山而建的村落仍然炊烟不断。

　　关于大安山采煤，现在村里很多老人的记忆都是从集体经济时期的永红煤矿开始的。

　　1973年，由于父母双双染病，18岁的张茂东开始到矿上参加劳动。当时一般的知青插队是按照工分计算酬劳的，身体好能干的一天能挣到10分以上，月底把这些工分再兑换成钱，1分换1角钱左右。当然，生产队还有根据劳动者吃或者拿的粮食扣掉一定的工分。有些家里负担重，自己又不能干活的，到了月底结算时还会出现欠大队工分的情况。

　　但矿上的酬劳却出奇得高，除了每天的工分以外，还有5块钱的补助。这是一份多高的收入？张茂东这样形容：“每天都能拿到10个工分以上的话，加上补助月底就能拿到180多块，《激情燃烧的岁月》里面的石光荣是高干了吧，恐怕一个月工资不一定有这么多。”

　　果然，第一个月的月底，张茂东拿到了第一份工作报酬，150多块。张茂东用10多块钱给家里买了一袋50斤的富强粉，还托跑车的人从镇里带了一双梦寐以求的回力球鞋。当时，在这个山村里，至少是在他所认识的人里，只有在电视中才见到过这种鞋。那双“时髦”而又昂贵的回力鞋成了村里年轻人的焦点。几乎所有伙伴都跑来问张茂东怎么找到这份工作的，怎么才能“上矿”。一波接一波的年轻人几近狂热地加入了矿工的队伍。

　　在张茂东的记忆里，也几乎是从那个时候开始，身边很少有人正经上学了。初中毕业以后，不管年龄够还是不够，年轻人都迫不及待地奔向煤矿。教育本就不发达的山村里，更没有人拿上学这件事当回事了。

　　“你说你们念那个书干啥？”直到上世纪90年代以后，张茂东回乡的时候还有很多人这样问他。每到天黑，村里热闹的牌局都是张茂东夫妇不敢参与也玩不起的。村里人玩扎金花带的都是整捆的现金，牌桌上飞来飞去的没有一张百元以下的钞票。

　　传统意义上来说，张茂东是这个村落里飞出去的罕见的“金凤凰”，村里20岁出头跑车的青皮小伙管他叫一声爷爷，在牌桌上拿出一捆一捆的钞票时，那声“爷爷”中也没有几分尊重的意味。

　　事实上，在那个人人都为了“黑金”而狂热的年代，张茂东在上矿还是上学的抉择中也徘徊了很久。这是张茂东关于煤矿最清晰也是最后一秒钟的记忆，就是看着自己儿时的一个玩伴被重大事故中巨大的煤斗砸得血肉模糊，之后发生的事情已经完全回忆不起来了。那之后，张茂东再也没有去过矿上，甚至很少出门。一年多以后，他考上了县城里的房山中学。

　　张茂长是张茂东的本家堂兄，他是村里最先富起来的那拨人。上世纪80年代，村里还不流行豪车和洋房，但是村里的多数孩子都有到张茂长家里看电视的习惯。张茂长说，“自己是被逼无奈才富起来的”。

　　1982年，张茂长的老婆给他生了第三胎。那正是农村里查超生最紧的年代，为了这第三胎的大胖小子，张茂长得到了两项处罚。一是被罚了3000多元，二是丢掉了生产大队给安排的煤矿工作。而仅仅一年前，他因为第二胎的闺女欠下的罚款还有1000多元。

　　没了工作，老婆坐月子，还背上了5000元的欠债，这种窘迫在那个年代是难以想象的。张茂长起初打算养猪，可是托遍了县城里的亲戚也没有抓到猪苗。最终，没办法的张茂长又找回了大队。

　　大队给他安排了当时一份算是编外的工作——承包煤窑，张茂长20多年的煤窑主经历就这样开始了。起初挖出来的煤只能以低价卖给生产队，张茂长用了两年多的时间才把欠的罚款还上。

　　上世纪80年代，张茂长亲身感受到了承包政策的变化。又过了几年，生产队允许他把额定的煤交足以后，剩下的可以自行处置。

　　“机会来了！” 张茂长把家里所有的亲戚发动起来帮自己管理和采煤，并在短时间陡然而富。当时村里人不习惯存款，张茂长记得，当时家里所有的大柜底下都堆满了整捆的百元大钞。

　　最红火的时候，张茂长的矿上雇佣着300多人，其中一半是家里的各路远房亲戚。大嫂子管记账，大侄子管打眼放炸药，二侄子管装车，族谱上所有能查到的在村里的亲戚几乎都给张茂长打过工。到了上世纪90年代后期，张茂长每天都有万余元进账，而这些亲戚们的家里渐渐也都置起了彩电、冰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