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制缺失 中国碳交易尚缺定价权

　　“碳大国”却是“话语权小国”

　　“中国的碳交易所已不少，但在国家层面尚没有设计明朗的碳市场机制，没有一套完整的包括定价、核证在内的制度体系，使得这些交易所的交易都还不够活跃。”在日前举行的中国工商领袖论坛上，贝克·麦坚时国际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沙淬希告诉中国商报记者。

　　中国碳交易具有巨大的市场空间。在碳交易方面，根据《京都议定书》，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在2012年之前并不需要承担义务，所以目前中国碳排放权交易主要是以项目为基础的交易。近几年来，无论是注册成功的CDM合作项目和CER签发量都得到了迅猛增长，在全球碳市场中，中国已成为全世界核证减排量一级市场上最大供应国。据有关专家预测，中国在2030年二氧化碳减排可达20亿～30亿吨，超过欧洲国家减排量的总和。作为全球第二大碳排放国，中国碳排放市场备受瞩目。

　　2008年，中国最早的3家环境权益交易机构在北京、天津、上海分别成立，今年1月底，首个低碳交易市场落户深圳。同时，许多地方也在积极探索排污权交易，武汉、杭州、昆明、河北省环境能源交易所相继成立，但是能够真正开展更具前沿性的碳交易的却屈指可数。

　　“中国离真正意义上的碳交易市场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沙淬希说。目前中国比较常见的碳排放交易是CDM(清洁发展机制)项目交易。所谓的CDM项目交易是指：在发改委的监管下与具有减排义务的发达国家合作CDM项目。简单来说就是，发达国家获得项目产生的全部或部分经核证的减排量，用于履行其在《京都议定书》下量化的温室气体减排义务；中国可以获得额外的资金或先进的环境友好技术。

　　在碳排放交易市场中，全球通用的碳排放交易价格，目前除参考欧盟碳交易所规定的价格外，就是美国芝加哥气候交易市场的价格。国家发改委关注的是欧盟的价格。“中国由于尚未建立自己的交易规则，减排价格一直被发达国家压得很低，在国际市场上处于不利地位。”这是业内人士的普遍共识。

　　减排需要市场参与

　　“中国建立碳价格机制犹为重要！”芝加哥气候交易所副总裁黄杰夫告诉中国商报记者。

　　黄杰夫指出，碳排放交易，最终要有一个透明的价格信号和有深度流动性的二级市场。有了这样一个市场的存在，排放企业就可以按照碳价格信号的引导，在市场上对冲企业的合规风险，就如同企业利用金融工具来对冲自己的原材料(大宗商品)风险、利率风险、汇率风险、股价波动风险等一样。

　　碳排放限额，又称为碳配额。有了碳排放约束，碳排放配额才具有价值，就能够形成碳交易。碳排放限额有两种表现形式，一种是发达国家比较通行的绝对减排额，例如到2020年欧盟国家要将碳排放额降低到1990年的80%的水平。另一种是相对排放额，我国和印度采用了相对GDP的碳排放强度作为减少碳排放目标。这两种减少碳排放的方式之间能够通过一些计算方法相互转换。

　　我们设定实际GDP(剔除通货膨胀因素)的增速为8%，将我国降低单位GDP碳排放强度40%~45%的减排目标折算为每年的碳排放量，并与“照常运转”(不减少碳排放)的碳排放量对比，结果表明我国2010~2020年每年大约需要形成2.5亿~7.9亿吨的减排能力。

　　“到2020年，中国二氧化碳排放强度要比2005年下降40%到45%。如果单靠行政手段是难以实现的。假设企业的合规成本可能是每吨减排成本是10元；如果有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来调节，将有助于降低企业的合规成本降到8元，或者7.5元。市场化的交易，不是为了惩罚排放企业，而是给他们一个激励机制。” 黄杰夫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