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风险再次给新能源产业敲响了警钟,最近关于新能源是否过剩的议论铺天盖地
“十二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能源安全、生态环境保护和应对气候变化多重压力,需要加强推进能源战略转型,努力构建一个由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节能和能效提高、核能技术和碳捕获与储存技术(CCS)组成的可持续低碳能源系统。
能源战略转型的内外杠杆
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什么将成为带领世界走出危机的新经济增长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提出了以发展“新能源经济”为主的“绿色复苏”计划。而对我国而言,改革开放以来,在取得突出成绩的同时,能源发展面临一些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比如,能源结构以煤炭为主体,清洁、优质能源的比重偏低。如果仍沿袭粗放发展的“老路子”,以牺牲资源和环境为代价,通过增加煤炭产量保证能源供给,将受到资源、环境和运输等多方面的制约,难以为继。因此,加快能源结构调整,实现能源战略转型,已是刻不容缓。
首先,能源战略转型是保障能源安全的需要。
据统计,2009年我国原油对外依存度已经超过50%的红线。原油需求对外依存度的提高,无疑会给国家石油安全带来很大压力。石油安全是能源安全的核心,关系国家根本利益和国民经济安全。在当前全球金融危机下,我国能源发展战略仍然只能把石油安全放在关键位置。我国石油安全问题的根源是国内日益尖锐的资源与需求之间的矛盾,同时也受到国际石油价格波动的冲击。因此,加快替代能源开发,缓解化石能源压力,是一个十分迫切的任务。
其次,能源战略转型是保护生态环境的需要。
目前,我国电力产业从电源结构来看,主要是水电开发速度不快,核电和新能源发展缓慢,小火电所占的比例仍然较大,化石能源比重甚至还有增长的趋势。火电装机比重过大造成对煤炭的需求越来越大,同时电力用煤需求不断增加直接导致电力行业对煤炭供应和铁路运输的依赖度越来越高,对生态环境保护造成巨大压力。
再者,能源战略转型是应对气候变化的需要。
气候变化问题不仅是人类社会广泛关注的国际政治经济问题,对我国的影响也十分深远。近百年来,我国年平均气温升高了0.5℃~0.8℃,略高于同期全球增温平均值,近50年来变暖迹象尤其明显。预测结果表明:与2000年相比,2020年我国年平均气温将升高1.3℃~2.1℃,2050年将升高2.3℃~3.3℃。气候变化对我国现有发展模式,对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能源技术自主创新等领域均提出了现实的挑战,而出路就在于一方面抓能源战略转型、减缓温室气体排放,一方面抓提高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
构建可持续的低碳能源系统
加快能源结构调整、实现能源战略转型的总体目标,需要努力构建一个低碳、可持续的能源系统。
从世界能源发展趋势来看,各种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引人注目。在各种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中,以水电、核电、太阳能、风能、地热能、海洋能、生物质能等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发展研究最为迅速。我国要下决心学习借鉴发达国家的技术和经验,大力推进水、风、太阳能、核能等多种发电形式,积极利用生物质能,并把其作为能源安全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快其发展,逐步降低对化石能源——石油、煤的过度依赖。可以预计,在未来二三十年内,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将成为我国发展最快的新型产业之一。
在能源形势非常严重的情况下,构筑节能产业体系是根本。要靠产业结构节能、立法管理节能和技术节能,努力实施国家制定的十大节能工程。
核能是清洁、安全、经济和可持续的能源,世界核电发展的经验表明:发展核电是降低能源对外依存,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的重要途径。加快核电发展,大幅提高核能份额,消除公众对核电的误解,按照清洁、安全、高效的原则推进能源替代战略,有利于大幅提高我国能源自给率,及中国能源持续和安全供给,战略意义重大。
另一项重要的技术就是对发电站或工业加工厂排放出来的二氧化碳的捕获和储存(CarbonCaptureandStorage,简称CCS)。研究表明,在那些大型发电站的早期二氧化碳的捕获和储存示范可放到优先考虑的位置。如果不能成功地将CCS成功应用到实践中去,那么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成本将要高得多。对二氧化碳的捕获和储存技术的展开,以及开发出更多的可再生能源,使用更多的核能,提高对天然气、石油和煤炭的利用效率,这些技术对于控制电力产生过程中的循环二氧化碳排放意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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