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照明与晚清外交

　　当来自外洋的新式光源闪烁在大清帝国阴森而威严的皇宫时，国家秩序和他们自己的夜生活，就此发生重大变化。

　　光绪二十四年（1898），17岁的浙江回族少年马寅初自沪上归来不久，便在他的一篇作文中写道："电灯好，工业革命好"，"有朝一日我国自己的工业发达了，城市和农村都能用上电，那就更好了！"马寅初的感叹，不仅仅止于上海这一殖民地城市的照明，还包含着晚清士子在目睹工业文明的技术优势之后的焦虑。1901年，马寅初负笈北上，迈过庚子国变留下的断壁残垣，走进了天津北洋大学矿冶专业的课堂。事实上，在他的那篇观后感落笔之前，大清已经在外力逼迫下且战且走了一个甲子。上海的灯光，透过大清帝国千疮百孔的窗棂，映出了数十年来晚清外交与国运斑斑驳驳的面影。

　　在英国皇家海军的炮舰逼近中国东海岸之前，大清帝国的照明材料多依赖于大自然的赐予。在松明、蜡烛和植物油灯摇曳不定的光影里，中国人或在村舍里缝补清苦而单调的生活，或在宫廷和官衙里上演着权谋与交易。即便在城市雕梁画栋的戏楼下，夜晚也很难看到演出和观众。因为只有上流阶层才有足够多的蜡烛和灯笼，在小范围的场所内举办堂会，普通公众只是在白天才能到戏园子看戏，何况还有"夜禁"的约束。在传统知识搭就的历史舞台上，大清慵懒而孤独地做着"天朝上国"的梦，直到来自西方的炫目炮火，照亮农业帝国的夜空。

　　被炮火照亮的，还有西方相对于中国的技术优势。包括人工照明在内的西方器物，对于一贯"严昏晓之节"的大清帝国而言，不啻是一种危及固有体制和生活习惯的强大力量。尽管国人在判断这些舶来品是福是祸的问题上分歧严重，但没有人否认的是，大清帝国的国家秩序和他们自己的夜生活，将就此发生重大变化，而且似乎永远不可逆转了。

　　有些人因此感到欣喜，并以颇显诗意的文笔描述被译成"兰墩"的伦敦夜景，称其"夜市人喧店，冬寒雪积涂：晚灯悬路际，火烛灿星如"。清人林缄对美国之行的记述也专门谈到当地的夜晚照明，称其博物馆内"有一院集天下珍奇，任人游玩，楼上悬灯，运用机括，变幻可观"。林则徐的好友魏源也在著作《海国图志》里特别提到"自来火"，并把它作为值得国人师法的"夷之长技"之一。在他们的字里行间，隐含着复制西方器物以自强的期望。

　　但是，更多的人则对洋人洋物侧目而视。鸦片战争的兵燹，仅限于东南沿海一隅，英国人也仅仅取得了在广州、上海等五处通商和游历的权利。即便内地官绅可以从邸报上获知战况，也全然没有类似魏源的观感和体味。"夷"字作为天朝对于外洋的贬称，直到1860年才被英法联军以条约名义从中国官方文牍里剔除。洋人对这一称谓近乎偏执的仇恨，也正反衬出国人在文化中心主义的影响下，对于洋人洋物近乎偏执的嫌恶。受这种对抗性消费心理的影响，英国人在入侵中国后的20年内，煤油销售范围始终没有突破上海。蜡烛和植物油灯的火苗，仍是大清夜生活的主要光源。

　　不过，战争仍然改变了中国人对于西方照明方式的态度。第二次鸦片战争甫一落幕，洋人就从《中英天津条约》获得了在更广区域通商、居住、游历和派驻领事的权利。上海作为早期商埠，洋人聚居尤多。洋人家中以及租界街头那些被上海民众称为"火油灯"的煤油灯，不但照明成本相对于豆油更为低廉，而且"悉以六角玻璃为之，遥望之灿若明星"。"华夷之辨"之类的成见，很快被更强的趋利动机代替，上海"城市店铺皆改蜡烛为火油灯，渐而乡镇大户、会计之房、读书之案，无不灿列玻璃之器，而火油之用遂滥"。

　　战争的打击，也使官方不得不走向务实，正视西方器物。在奏章和诏旨被迫改"夷"为"洋"的同时，照明器具也不再是保守文人口中的"奇技淫巧"，而是变身为"筹办夷务"的目标。1876年，被派往美国费城世博会的清廷代表李圭，对会场内"列若繁星，无微不照"的煤气灯非常钦羡。而为李圭的《环游地球新录》作序的李鸿章，也在不久之后开办了生产火柴的天津自来火局。同样热心洋务的台湾巡抚刘铭传和两广总督张之洞，分别在台北和广州建立电灯所，为他们的官署提供照明。大清皇室也半推半就地接受了西洋照明，尽管外洋入侵带来的"千年未有之变局"使它倍感羞辱。1888年，李鸿章派人为即将还政光绪的慈禧太后建立了西苑电灯公所，后又在仪銮殿和颐和园等处安装电气照明设备。来自外洋的新式光源，第一次闪烁在阴森而威严的皇宫大内。

　　大清皇室接受电灯，并不等于接受西方的政治安排和生活方式。恰恰相反，电灯作为日用品和商品的特性在这里被完全消解，它更像是一种皇室特供的奢侈品，体现的仍然是大清对外方贡物的垂爱，而不是对西方文明的平视。另外，尽管发电设备的日常维护有赖于洋技师，但西苑电灯公所和颐和园照明设备都具有浓厚的军方色彩，前者由神机营枪炮厂人员维护，后者则由京西昆明湖水师学堂外学堂管理。李鸿章所设天津自来火房也属官营企业，而非公用事业，其目的在于与洋人争利；他在旅顺开办的电灯公所则主要是为军港提供照明的，因为那里驻扎着他的北洋水师。

　　即便在上海这一几乎完全受制于洋人的城市，大清官方也没有放弃阻绝西洋照明器具的努力。习惯于在油灯体系里统治"城市"的上海道台，为电灯这种不可思议的光源而忧心忡忡。他以"电灯有患，如有不测，焚屋伤人"为由，下令禁止全体上海人使用电灯，并正式照会英国领事馆，指望外国侨民也停止使用这种危险的玩具。这其中，既潜藏着道台大人对于电灯开办后"一时谣诼纷传，谓将遭雷击，人心汹汹，不可抑制"的不安，也体现了他无力掌控都市新变化的焦虑感。学者朱大可认为，这是乡村社会权力代表的一次无力的抗争，目的是为了捍卫数千年的帝国乡村经验。

　　新式照明器具在中国的推广方式，从反面证明了上海道台的忧虑并无全无道理。无论是煤油、煤气还是电，新光源似乎都在把洋人和大清更为清晰地界定开来。前者的光每前进一步，后者的影就退缩一分。当租界当局不吝经费、刻意为常胜军纪念碑专设路灯时，无疑会在中国人心目中唤起极其复杂的感受--作为曾协助清廷镇压太平军的一支外国雇佣军，其纪念碑无疑是在中国人提示他们当年的历史"功绩"和现实的利益存在。而上海华洋两界灯光明暗的强烈对比，更像是洋人对清廷的一种明目张胆的分庭抗礼。

　　事实上，单从新式照明器具在中国市场的份额分配，也显现了列强在华势力及其与中国的关系格局。据学者黄兴统计，在甲午战争之前，英、法、德、俄四国几乎垄断中国新式照明事业。但英国作为最具实力的老牌帝国，无论是煤气照明还是电气照明都占有最大份额。在电气照明企业最为集中的上海，英国创办了总共17家企业中的5家，德国3家，法国和俄国则各有1家。英资企业不但数量上占优，其公用事业的特性也更明显，发电功率超过了清末中国所有发电企业的总和。相反，作为俄国1898年在华投资的唯一照明企业，孙家沟发电所只是为旅顺军港的俄国舰队提供照明，几乎不占有中国市场的任何份额。

　　甲午中日战争不但是中日关系和东北亚国际格局的分水岭，而且也是列强在华势力出现重大变化的转折点，并进而影响了中国新式照明事业的份额分配和发展路向。由于日本逼迫中国给予外商在华设厂的权利，从上海、汉口到津门的各个口岸城市的电气照明都发展迅速。尽管英国仍然占有相对较大的市场份额，但在这一时期的30余家新办照明企业中，日本显然已是照明业的新贵。它所占有的9家企业，遍及台北、天津，以及营口、大连、沈阳、安东、长春和铁岭等东北各地，凸显了它在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中取胜后的势力上升。德国作为欧洲新的霸主，尽管在上海没有取得足够多的市场份额，但在北京的清廷那里得到了弥补--上海德国荣华洋行取得了为毁于兵燹的西苑和颐和园电灯公所重新安装设备的机会。同属德商的瑞生洋行则获得了京师华商电灯公司的设备进口和安装权，几乎垄断了北京的照明业务。

　　先败于西洋、后败于东洋的耻辱，使清廷和官绅建立在固有体制上的心理防线基本崩溃。从煤油、煤气到电力，其背后都蕴藏着农业帝国无法企及的复杂工艺和经济实力。按照洋人的模式进行夜间照明，很快成为中国城乡趋之若鹜的新时尚。那些远离洋人聚居区的内地城市，开始"以像了上海为得意"。在乡村，来自俄、美和苏门答腊的煤油逐渐成为无数家庭的主要光源。仅1898年，就有至少1600万加仑从汉口分运至其它六个省份。到1918年，煤油进口总值达到了4450万元，而且连内地最小的村庄都出现了美国标准石油公司的美孚灯。随着大清帝国因为外力的逼迫，而默许新式照明器具打破"夜禁"，它事实上就已经丧失了从城乡夜生活到国家发展方向的主导权。就像民国学者蒋梦麟所说的，当煤油灯成为不可或缺的生活必需品时，还没有人意识到，这些生活用品被引进内地就是一个近在眼前之巨变的征兆，建立在农业文明基础上的秩序和生活即将完全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