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想做气候难民 就要做气候公民

　　是时候改变我们大手大脚支出自然资本的时候了。如果有一本大自然的资产负债表的话，人类的财务状况必定是满目疮痍。当金融体系崩塌的时候，有些国家可以通过加印纸币来应付，但自然体系一旦崩塌，我们将无处可去。

　　几年前，当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教授邹冀开始关注气候变化时，就遭到朋友质疑:“你怎么搞起天气预报来了?”如今，连各国政要也都搞起了“天气预报”。 在哥本哈根，他们将签署一份拯救人类气候的文件。有环保主义者大声疾呼:这是人类拯救地球的最后一次机会。

　　如果人类不迅速转变生产和生活方式，那么，大片《2012》中出现的末世场景绝不是夸张:到2080年，全球平均气温将升高2到4摄氏度，届时可能将 有11亿到32亿人口面临饮水短缺，2亿到6亿人口面临饥饿威胁，每年2亿到7亿沿海居民遭受洪涝灾害，最多将有60%已知物种从地球上消失。

　　也许上述类似言论，你已听到不少，但这并不是危言耸听，这是IPCC(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科学家通过实验模型作出的情景预测。而在过 去关于中国生态和气候变化的专门预测中，所有模型全部失效，因为中国的实际发展和能源消耗远远超出预期。

　　气候变化最核心的因素就是碳。“碳量的变化是导致气候变化最主要的驱动因素。时下最流行的说法，包括低碳经济、节能减排，其实就是控制二氧化碳的排放 量。”中科院植物所马克平所长介绍道。

　　碳，一种普通的化学元素，却对生命至关重要。人类体重的18%都是碳。如果没有碳，不光人类，任何动植物以及地球上的其他生命体都无法生存。二氧化碳 是一种最常见的无色温室气体，是地球碳循环的一环，也是人类新陈代谢过程的一部分:我们呼出二氧化碳，植物、细菌和藻类则吸收它。它是光合作用生化过程的 一部分。

　　人类自工业革命以来，在短短的200多年间，生产能力得到迅速提高。自然界通过几十亿年所形成的陆地化石资源，人类有能力在数百年内开发并消耗殆尽。 这种爆炸式的开发与能源使用，释放出巨量温室气体，使得人类面临严重的环境和气候危机。

　　目前，人类活动所致的三大危害已十分明显:第一，臭氧层变薄甚至出现空洞，使人类受到宇宙射线的侵害大大加剧，各种癌变、病变不断增加，甚至婴儿的早 期发育都令人担忧;第二，温室气体的迅速排放与地表植被的迅速减少形成强烈反差，海平面不断上涨，气候怪异难料，沙尘暴、飓风、雪灾等灾害的能量与数量都 不断升级;第三，由于垃圾大量焚烧，剧毒化学物质大量排放，人类与动物的身体机能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害。

　　碳博弈: “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

　　“我们都知道自己在谈判什么，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但是对于达成目标的途径和责任，却争论不休、纠缠不清。”发改委能源所的专家姜克隽几乎参与了所有 关于气候变化的重大谈判。在日本京都，他在谈判会场的门外手持电话，待命到深夜。因为参与谈判的官员会随时电话咨询他:“我们能接受多少百分比的减排任 务，我们能承诺到什么程度，对方提出的要求，我们能做到哪些……”

　　“那些参与谈判的同事说，与其他任何的国际博弈不同，气候谈判尤其怪异，所有人都知道答案，所有人也都知道怎样才能得到答案，但利益掺杂其间，让事情 变得非常复杂。”与《核不扩散条约》等国际谈判相比，姜克隽认为气候变化谈判揭开了国际政治的新篇章。

　　在气候政治的博弈过程中，被提到最多的一条准则是:“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1992年6月，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会议上通过 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等于是在全世界范围确定了应对气候变化的“宪法”。在公约中，确定了上述原则。“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这句话的潜台词就 是，虽然气候变化是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但这个问题最开始是发达国家造成的，也应该由发达国家先来动手解决。

　　西方工业化国家是主要的温室气体排放者，对气候问题应负历史责任。美国橡树岭国家实验室数据库资料显示，自工业革命开始到1950年，在全球化石燃料 燃烧的累计二氧化碳排放中，95%以上是由发达国家造成的。从1950年到2000年间，发达国家仍占77%，发展中国家只占23%。

　　基于这样的事实，发展中国家要求发达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来帮助自己减缓气候变化。但对发达国家来说，出钱给最贫穷的国家或许还好商量，但出钱给发展 中大国来发展清洁能源就比较困难了，毕竟两者存在着巨额的贸易往来。一旦发展中大国建立起高效、节能的生产机制，那么它所生产的廉价商品将进一步摧垮发达 国家的工业体系。于是CDM机制(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应运而生。

　　CDM项目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一种合作减排机制。在操作层面上，减排一吨二氧化碳所需的成本，在发达国家是100美元以上，而在发展中国家只需 要几美元。这种巨大的差异就催生了清洁发展机制，即CDM。发达国家不用改进生产体系，而是出钱购买发展中国家的减排量，换取温室气体排放权。因为空气是 无界的，在中国减、欧洲减、美国减，对大气的效果都是一样的。这个减排量成为一个可转让的产品，它看不见、摸不着，不用桶装，也不用船运，表现形式就是一 个电子序列号。

　　比如在中国的西部有非常充足的太阳能资源，但那里的农户买不起太阳灶。投资公司就可以免费把太阳灶分发给用户，而农户使用太阳灶节省下来的碳排放量， 就可以转让给投资公司，投资公司就可以拿到国际“碳市场”上，卖给发达国家。

　　CDM机制主要应对的是气候谈判中的资金和技术问题。这只是四大支柱性难题之一。另外三个难题分别是减排目标、协议的法律约束力和减排测量机制。其 中，各国在减排目标上分歧巨大，巴黎政治学院的杜比亚纳教授说，其实哥本哈根会议的文字部分已经准备好了，只是关于减排数字上，还留有空格，等待各国首脑 进行最后协商敲定，填在文件上。

　　绿色和平组织说得更加形象:气候变化的症结已经诊断清楚，治病药方和疗养方案也摆在各位医生面前，现在，我们需要的只是各位医生放下听诊器和X光片， 走进病房告诉病人，我们准备好了。

　　碳政治:排放No.1和Mr.No

　　但事实远非如此，美国是累积碳排放量的老大，它不但退出《京都议定书》，还拉拢加拿大、澳大利亚和部分阿拉伯国家，拖延和阻挠气候 谈判进程。后来澳大利亚受到严重的干旱威胁，不得不重新回到“议定书”。在为哥本哈根准备的两次前期谈判上，美国的重点依旧是努力将中国、印度作为其减排 乏力的借口。而欧盟已经取得全球“碳政治”的领导权，不但身体力行，单方面宣布到2020年减排20%，还号召全球确立到2050年温室气体排放总量比 1990年减少50%的目标，这自然也受到发展中大国的反对。“在这方面，欧洲像一个孤独战斗的勇士。”法国教授杜比亚纳说。

　　在国际气候谈判的分歧中，逐渐形成了几大阵营。欧盟是最为团结的一家，巴西与欧盟走得很近;77国集团和中国结为一家。虽然中国并非77国集团的成 员，但是同样作为发展中国家，国家立场很相近。(77国集团最初有77个成员，其成员后来增加到130多个，但名称不变。)另外，美国、日本各为一家。

　　在减排态度上，小岛国联盟要求减得越多越好，如果不减，海平面升高，它们的国家都没了。图瓦卢已经计划整体搬迁到新西兰。而石油输出国组织 (OPEC)则相对消极、拖延，主要是怕大家都在减排，没人买它们的石油。这两个集团经常针锋相对。

　　中国是目前全球二氧化碳排放第一大国。但是作为发展中国家，我们不需要在减排目标上做出具体量化。在气候变化的国际谈判桌上，据说中国有一个绰号 叫:Mr.No。意思是在发达国家要求中国做出量化减排时，得到的回答总是:No。但在今年9月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峰会上，中国领导人在国际协定之外宣布了 带有自愿承诺性质的发展目标。在此之前，中国还推出了《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仅通过降低能耗一项，中国5年内可以节省能源6.2亿吨标准煤，相当于少 排放15亿吨二氧化碳。

　　中国18000公里的海岸线，2/3的经济总量都在沿海——长三角、珠三角和环渤海。如果气候持续恶化，中国的损失要比小岛国的损失大得多。

　　碳意识形态:人人都是地球人

　　世界经济已经全球化，世界环境管理也应该全球化。空气是没有国界的，自然灾难面前人人平等。

　　金融危机和气候危机有一个共同的原因就是透支。其实整个气候系统就是全人类的自然资产，由于过度生产和过度消费，我们已经向大自然欠下了巨额债务。是 时候改变我们大手大脚支出自然资本时候了。如果有一本大自然的资产负债表的话，人类的财务状况必定是满目疮痍。当金融体系崩塌的时候，有些国家可以通过加 印纸币来应付，但自然体系一旦崩塌，我们将无处可去，没有人能另外制造一个地球。

　　地球可能正在接近临界点，即整个生态系统“翻”进一个全新的状态。面临气候系统崩溃的危险，我们必须行动起来，不想当气候难民，就要当气候公民。低碳时代的意识形态是:人人都是地球人。

　　作为一名普通的地球气候公民，只要从身边小事做起，实践低碳生活，注意节电、节油、节气，满足基本需要，限制奢侈浪费，就能产生巨大的节碳效果。联合 国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阿西姆·施泰纳说，在二氧化碳减排过程中，“普通民众拥有改变未来的力量”。时不我待，不如伸出双手，让这种力量更强大一些。

　　在中国，最简单的减排办法就是节约用电，中国70%的电力资源是通过燃烧煤炭得来的。在交通方面，尽量驾驶小排量汽车和乘用公共交通工具。在居住方 面，居高不下的房价里，很大一部分是在为资源浪费埋单。据统计，我国每年新建房屋中80%以上为高耗能建筑，既有建筑95%以上是高能耗建筑。每建成1平 方米的房屋会释放约0.8吨的二氧化碳。在住博会期间，京城两家地产公司建设了“明日之家”样板间，向公众证明低碳居住并不意味着高成本。

　　此外，购买简单包装的商品，选购绿色产品、绿色食物，少用一次性制品，减少垃圾，进行垃圾分类，重复使用纸张，双面打印，参加植树造林等活动，也都是 节能减排、以小见大的好方法。总之，低碳生活并不一定意味着过苦行僧的生活，而是寻求人与地球更友好融洽的生活方式。

　　碳危机:既是气候危机，也是精神危机

　　人类在伤害自然的同时也伤害了自身的心灵。著名哲学家海德格尔说:“自然生态的失衡与人类精神的破损同时展开。在吃草的牛被人们强 迫吃下羊的脑髓时，人的心肠也早已经变冷、变硬;当牛的生命成了工业流水线上的物件时，人的心灵也开始在商品交换中被渐渐物化。”

　　“现代化的过程，并不意味着对过去成就的毁灭。”哈佛教授包弼德说。他通过对中国古村落和城镇的研究发现，中国传统生活方式与环境和气候的融洽程度非 常好。“我们能够证明过去的东西仍然具有吸引力。”地球观察研究所分别资助了哈佛和清华的研究项目。这些科学家通过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考察，寻找中国历史文 化与山水人文契合的秘密。

　　 “我们寻访了上百年的梯田和灌溉系统，群山河流环抱的村落群，乡村和城镇里的房屋、祠堂、庙宇、商店、工厂配置。我们考察的重点是旧时大户人家的宗祠 和世袭的老屋。我们的任务是，考证出它们建造的原因，人们怎样生活在其间，有些什么样的经历。我们想知道的是，作为漫长历史的一个部分，古建筑和古村落与 风土人文是如何互相转化的。”包弼德对浙江金华进行了四次考察，对金华一头撞向城市化充满忧虑。

　　“人类基本精神的丧失，乃是一切生态破坏现象背后最深的根源。如果说，只有青山常在，才有绿水长流，那么，为了生态重建，也必须精神重建。”苏州大学 鲁枢元教授是中国生态文艺学领域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他认为，生态的破坏自有多方面的因素，而其中最根本的一点，在于社会生态、文化生态、精神生态的先行破 坏。“人只有解决好自身的生态问题，才会对世界(包括人与自然)有一个正确的、健康的认识态度，也才可能最终解决好一切生态问题。事实上一切所谓的生态环 境问题其实都是人类制造出来的，是人自身的精神出现了危机，如果不改变我们习以为常的一些观念与思维方式，生态危机仅仅只能治标而不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