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西方市场 大胆“投其所好”
按照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国际形势,扩大纺织品出口的主要目的是打入西方市场,包括欧美、东南亚、中东等地区。要在短期内把对西方市场的出口量和出口额搞上去,难度是比较大的。钱之光亲自领导这项工作,并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
对于如何对待纺织品出口,生产部门和外贸部门之间长期存在两种不同的认识。一种是以产定销,即“有什么出什么”;另一种是以销定产,即“要什么给什么”。由于长期以来,国内市场上纺织品供不应求,“皇帝的女儿不愁嫁”,主动权掌握在供货一方;而现在不同了,出口要转向西方市场,原有的做法行不通了。当时,国务院财贸办公室传达了陈云、李先念的指示:“做生意要听客户的,要根据国际市场需要组织生产,不然生意就做不成,应该是人家要什么我们就做什么,也可以多试制一些新花色让人家选购。但首先要做到我们试制出来的新品种是人家需要的,而且要经过试制试销。”
在树立了“要什么给什么”的观念后,纺织品出口还遇到一个障碍,那就是极“左”思潮的干扰。当时在对外经济交往方面“左”的思想极为严重,设计一些有特色的花型图案、服装款式,会被斥之为“奇装异服”,使设计人员的思想受到很大束缚。为了从“左”的思想束缚下解脱出来,钱之光等纺织部领导做了许多工作。在上世纪60年代前期一次纺织工业厅局长会议上,钱之光明确提出发展纺织品出口要“投其所好”,“不管是花衬衣还是百褶裙,只要他们要,就可以生产”。在当时,这种提法是很大胆的,需要一定的勇气。
资本主义市场对纺织品的质量要求高,品种要新、变化要快、交货要及时,而且对产品的要求因时而异、因国而异,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文化背景有不同的要求。钱之光一再号召全系统要适应这些要求,进一步提高产品质量,开发新品种,提高产品档次。经过努力,国内很快出现了一批质量稳定、信誉卓著的名牌产品。如在上世纪60年代,3036跳鲤细布、4040绿牡丹府绸等畅销东南亚及港澳市场,3036跳鲤细布在香港市场被称为“大陆跳鲤”,每天挂牌上市,以后又发展为漂布、色布、花布,出口数量一翻再翻,成为国际市场的畅销品牌。上海等地开发的仿蜡染花布是针对东非人民的喜爱生产的,品种花色对路适销,创造了很高的附加值,赢得了广泛赞誉。
当时,化纤纺织品生产正处于起步阶段,发展很快。如人造棉布、涤棉混纺布、毛涤纶织物、麻涤纶织物,接着又开发中长纤维织物。人造棉织物1966年出口量达1.45亿米,比1960年增长5.8倍;涤棉混纺布1963年开始出口时仅40万米,1969年已发展到2100万米。
为了适应提高档次、改变出口纺织品结构的要求,纺织工业还加快了原有企业技术改造的步伐。在国民经济调整期间,国务院指示:纺织工业调整基本建设战线后,用腾出来的资金迅速改装和增添一些必要的设备。纺织部根据指示精神,在两三年时间内增添了一大批精梳机、捻线机、宽幅织机(当时称为“三机改造”),以及一批新型印染后整理设备。1960年~1962年的3年间,全国棉纺精梳机由276台猛增到1085台,棉捻线机由142.8万锭增加到219.9万锭,宽幅织机由0.95万台增加到1.75万台,大大增加了精梳纺织品、线织物、宽幅布等较高档次纺织品的生产能力。毛纺、麻纺、丝绸等行业也通过技术改造增加了中高档产品的生产能力,如毛纺业增加了条染、复精梳设备,收到了明显的效果。
技术改造的成功,使我国纺织工业的生产技术发生了显著变化,逐步接近和赶上世界先进水平,提高了我国纺织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
在中央有关同志的关心和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纺织工业克服各种困难,纺织品出口取得了明显的成绩。从1961年到1964年的四年间,在全国外贸出口明显下滑的情况下,纺织品服装出口额不仅基本上保持了前几年的水平,还略有增长,累计达到20.53亿美元,占全国出口收汇65.5亿美元的31.3%。其中,1961年纺织品服装出口额5.31亿美元,占全国当年出口总额14.9亿美元的35%,是四年中最高的一年。在这四年间,我国为偿还苏联债务,对苏出口的纺织品总额约15亿美元左右,对苏出口的大衣呢、中厚花呢、纯毛毛毯等毛纺织品高达我国产量的1/3;对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的出口也在逐步推进:1964年出口棉布7.37亿米、人棉布1.11亿米,与1960年相比,分别增长25%和341%;出口地区也迅速扩大,遍及五大洲100多个国家和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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