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根紧缩 鞋服等中小企业遇扼颈之困

　　5月上旬，央行第5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后的一天，郑兆富（化名）跟企业朋友打听到一个新项目：生产一种新型包装薄膜。

　　“技术含量高，利润率100%，国内外都有市场。”老郑听着，咽了咽口水。突然，对方话锋一转，“这个项目，前期要投这个数。”看着他竖起两根手指，“两千万？”老郑试问。“两个亿！”顿时，郑兆富的心凉了半截。

　　20年前，老郑开办鞋厂，兴旺时年产值三四千万，而今，只及一半。两年前，为升级转型，他除了经营鞋厂，还通过抵押厂房、设备等资产从银行贷得一笔钱，在外地组建了一家技术含量相对较高的企业，生产橡塑材料。

　　今年，货币政策从适度宽松转向稳健，仅上半年，央行已累计冻结银行资金逾18000亿元，老郑和大批中小企业主一样，担心银根收紧后的种种风险。他很清楚，如果银行以鞋厂经营不善为由立即收贷，其将陷入巨大的资金困境。

　　而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预估，如果信贷持续紧张，全国40%的中小企业恐将倒闭，规模甚至超过2008年的“倒闭潮”。死亡，或者转型，郑兆富太想选择后者，但和“包装膜”项目一样，一切显得可望而不可及。

　　　　一双鞋赚五毛

　　郑家的鞋厂位于中国民营企业发源地浙江省台州市的横峰街道，此处家家办厂，户户制鞋，以致老郑的一桌“麻将搭子”常常是鞋料供应商、制鞋商、外贸公司售鞋商的结构，并保持2:1:1的比例。

　　据当地媒体介绍，这里是全球最大的中低档注塑、注浇皮鞋生产基地之一，截至2007年，共有注册企业5000余家，产品远销14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这里，制鞋几乎没有门槛，只要有些积蓄，半天功夫就可建起一个家庭作坊，而几乎所有的制鞋商都和郑兆富一样，走一条把“adidas”（阿迪达斯）改成“adadis”，把PUMA（彪马）鞋上的“豹”变成“猫”的“山寨”路线。

　　老郑的订单来自罗马尼亚、南非、南美等国，金融危机后，虽有萎缩，但每年均超过100万双，并且逐年有增，悖论是，利润严重缩水。“一双鞋子，从鞋面到鞋底，每处都涨价，唯有鞋价不涨。”去年下半年以来，通货膨胀促使各种原辅材料价格一路走高，比如，鞋底所用的聚胺酯材料从每吨2.1万元升至2.5万元，涨幅接近20%。平摊下来，老郑生产的100余种鞋型，成本均有6%—10%的上升。

　　“而且，每双鞋的工资涨了近1元。”继全国大部分地区提高工资标准后，江苏、上海、浙江等省市今年二度上调“最低薪水”。据记者了解，与去年同期相比，江浙一带的民营企业已普遍承担25%—30%的工资涨幅。更让外贸企业苦不堪言的是人民币加幅升值。“做一双鞋，最多赚5毛。”老郑说。

　　成本压力绝非仅限鞋业。“现阶段，中小企业的利润普遍从原先的8%—10%下滑至2%—3%，部分甚至出现亏损。时间一长，这些企业势必难以支撑。”温州市企业家协会的一位副会长如是分析道。

　　而国家工信部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2月，规模以上中小企业的亏损面为15.8%，同期增长0.3%，而亏损额度增长率高达22.3%。同时，工信部指出，规模以下的小企业，亏损情况可能更加严重。浙江省中小企业局办公室主任蔡章生认为，情况预计比2008年艰难。彼时，约有6.7万家规模以上的中小企业倒闭。

　　老郑的厂子，占地近十亩，一度雇员400余人，车间、食堂、宿舍，处处拥挤，一家名副其实的“劳动力密集型”企业，并曾获得“2005年度先进基层工会”的称号；如今，员工缩水超过一半后，工厂显得空旷，四条流水线也有两条因为太久未开而锈迹斑斑。

　　“银行的客户经理来过多次，希望企业扩大规模、改善经营，减少其放贷的风险。”老郑也想过很多办法，比如，学习民营鞋业名企“奥康集团”将双管日光灯换成单管，文件纸张正反面“两用”，等等，但这些对于降低成本无异于“鸡蛋里挑骨头”。

　　“前些年，我也考虑过引进国外的生产管理模式，实现全面工厂化，聘请职业经理人。”但凡事亲力亲为的老郑当时看不惯这种“撒手不管”的做法。目前，他主张提价，但此次广交会上，老郑发现，国外客户容许的最大涨价空间只有每双3—4毛。

　　“尽管订单很多，但我只接老客户的回单，最好现金交易。如今，我先要求稳，同时，谋求转型。”郑兆富已着手回笼资金，铺好退路，以防银行突然收贷。虽是自己一手养大的“孩子”，他对自己的鞋厂已无信心：死亡，或者转型，这是低端中小企业的必然结局，唯一不同的只是葬身于哪一次经济风波。

　　至于转型的方向，他很清楚，就是那种雇员人数少而素质高的企业，但转眼他又担心，自己管得了那样的人才吗？

　　　　转型之难

　　郑兆富，初中文化，如果不制鞋，可能至今仍是一介农民，而他认为，自己的处境无异于济南那个因为无法承受菜价下跌而自杀的菜农韩进。早前，日本经济学家关志雄曾来中国调研，将加工制造业这种“增产而不增收”的现象称为“丰收的贫穷”。

　　记者接触的多位企业主都谈起了“改行”，但困难在于资金和技术。实际上，温州、台州等地，市区中心干道都是银行一条街，每一百米，就有十余家银行“扎堆”，其中不少还打着“服务中小企业”的广告，但这依旧无法缓解当前的融资之难。

　　去年11月至今，为抵御通货膨胀，我国已连续8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而《华尔街日报》认为，未来，中国还可能继续上调，使之升至高达23%的水平。目前，仅今年上半年，央行已冻结资金18000亿，而各大银行又素来偏爱大中型国企，于是，中小企业成为被“紧缩”的主要对象。

　　据了解，温台地区，国有商业银行对中小企业的贷款利率已普遍上浮30%—50%。即便如此，只有资质较好的企业可以获贷。比如，某商业银行台州分行，去年全年新营销中小企业仅318户，其中，已授信且用信企业213家，用信总额37.17亿元。

　　“所谓‘抢挖一批、提升一批、培育一批’，我们的基本思路就是从各个行业中筛选出优秀的企业，给予扶持，帮助其做大做强。”上述银行的支行行长如此解释。因此，更多“不够优秀”的企业被挤出。

　　“在温州，村镇银行主要针对微小企业，但指标卡得很死。至于小额贷款公司，每个区县只有1家。”温州一位寄售行老板告诉时代周报，这些金融机构对于温州36万家中小企业来说只是“杯水车薪”，而且，小额贷款公司的放贷利率已基本达到了法定上限，即基准利率的4倍。

　　正因如此，民间借贷成为中小企业吸储资金的重要渠道。由于水涨船高，据央行温州中心支行了解，2010年10月以来，温州民间借贷利率一路走高，折合成年利率计，最高已达40%左右。

　　实际数值则可能更高。据周德文掌握的数据，温州民间，长期贷款的月息已涨至3%—5%，3个月以内的短期月息则高达6%—8%，甚至超过10%。以年利率折算，这些均属于高利贷。

　　记者的经历也印证了周德文的说法。5月8日，记者托熟人介绍找到了一家位于温州市市中心的金融机构，希望通过抵押一处价值700万的房产，借款700万用于项目前期投入，借期4—6个月。该公司业务人员在反复盘问项目情况后，报出的月息竟然高达5%。而且，具体借款数额视房产估价而定。

　　这边厢，银行严控额度，那边厢，民间利率高企。这样的外部环境下，中投顾问宏观经济研究员白朋鸣认为，企业经营必须注意3个问题：首先，保持企业资金的韧性，提高抵御风险能力；其次，综合评估企业的资金、技术、人力资源，避免盲目扩张；最后，维持当前产业的同时，为企业转型做铺垫。

　　据记者了解，这的确是不少企业的应对之策，但问题在于，由于资金实力不足，同时无法引进技术含量较高的项目，企业以一己之力几乎无法升级。“金融危机前，厂里生产低档的儿童服装，如今主要承接工艺品加工业务，正在考虑改行做中低端的鞋帽。”一位绞尽脑汁“转型”的企业主如是说道。

　　“以温州为例，早在10年前就有企业家呼吁发展技术型产业。只是，当地没有科研资源，国家、政府的研发投入也十分有限。不过，由于温州的民间资本实力雄厚，完全可以购入先进的科研技术、成果，但一直以来，政府未能将散沙般的民间资本拧成一股，并进行集中性的引导，因此，千亿资本至今迷茫地四处游击，进行着赌徒式的投资。”一位已经退休的温州知名企业家告诉记者。

　　　　银行之劫

　　“我国外贸企业量多利薄，随着信贷减缩，部分低利润的产能面临倒闭，这反而能够迫使其他企业自我调整，促使产业结构升级。”白朋鸣认为，从经济学角度来看，此种观点并无过错。

　　但硬币的另一面是，中小企业是吸收就业的大户，“倒闭潮”必将致使大批劳动力富余，增加不安定因素，而且，我国的劳动者素质结构并未完成升级，“急功近利”地要求提升产业反而会影响劳动素质较低的人群的就业问题。

　　周德文也力主扶持中小企业。于是，去年6月始，他在温州学院西路的办公室成了一批又一批企业主的聚集地，来者大多忧心如焚，带着各种关于融资的难题。“我认为，货币政策已经过紧，中小企业受到了伤害。目前，70%的企业无法从银行获贷，被迫转向民间。”周说。

　　而这一现象又因最近几家温州知名民企相继破产而引发关注。清明节后，乐清市老牌电缆制造企业“三旗集团”传出破产消息，紧接着，温州市龙湾区的江南皮革有限公司因运营者黄鹤携家人“出走”而停业，此后，温州餐饮连锁品牌“波特曼”、“港尚记”的老板严勤为夫妇“消失”。这些企业尽管各有难题，但共面的困境是高额的社会负债，并因资金断链而倒闭。

　　记者在浙江台州、温州等地暗访了数家知名度不高、“默默”倒闭的中小企业后，发现了不少类似的样本。

　　比如，台州地区A企业，主营玻璃雕花业务，销售规模达每年5000万—6000万。由于成本上升、利润下降等因素，去年以来，其流动资金被不断挤占。今年3月，贷款到期后，某银行要求其还款800万。为了应急，该企业以每天3万的利息从民间拆借800万，计划一周之内，再从该银行贷出800万偿还高利贷。然而，贷款还入后，“差钱”的银行认为该企业社会负债过高，临时决定收回授信指标。最终，企业被高利贷拖垮。

　　又如，成长型企业B，生产一种在低温环境亦不变形的塑料(10790,35.00,0.33%)管，过去两年，年销售额均超过亿元。去年底，进一步扩大生产后，其流动资金出现1000万的缺口。今年初，由于信贷从紧，同时，该企业已负有一定比例的民间借贷，多家银行只承诺其500万的授信额度，但是，南方某股份制商业银行最终决定授信1000万，而放贷之前，拍板的该银行某分行行长因经济问题被举报，受其连累，B企业进入各大银行的贷款黑名单，最终资金断链。

　　再如，温州企业C，生产水暖五金产品，年销售规模过亿。此前，该企业分别为两家兄弟公司担保了800万和1000万的两笔贷款。今年三四月，这两家公司先后因利润缩水而陷入资金危机，随后，C企业被要求偿还近2000万的银行债务，目前，已全面停工。

　　走访过程中，多位企业主告诉记者，如果资金问题显现，比如，流动资金低于30%或者负债规模达到产值的40%—50%，银行绝不会“雪中送炭”。相反，听闻某些企业经营不善的消息，各家银行以及民间债主会一齐收贷，成为压垮企业的最后一根稻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