嵊州领带：失语的“世界之最”

　　从铁木织机、有梭织机到剑杆织机再到世界上最高档的电脑提花织机，这是嵊州领带“设备革命”走过的道路。

　　戴着“世界之最”的大帽子，却说了不算、没有任何话语权

　　浙江省嵊州市是世界最大的领带生产基地之一，这个“领带之都”曾自豪地声称“给地球系上了领带”。

　　然而，这个“世界之最”近几年却面临着从上游到下游都被别人掌控在手中、产品附加值低的苦恼。而随着今年以来上游原材料价格的不断暴涨，企业利润严重萎缩，几乎难以支撑。

　　观察和解剖嵊州领带所面临的产业困境，其实具有标本意义，它的某些产业局限正是浙江制造甚至中国制造的通病。

　　谁在卡“世界之最”的脖子

　　到底是制造业大省还是“打工大省”？“世界之最”的苦恼存在于浙江多个行业。

　　嵊州隶属浙江省的绍兴市。曾依托化纤起家的绍兴，用一根根涤纶丝编制了一个庞大的产业群。领带、袜子等产业，就是绍兴纺织业中的最典型代表。

　　嵊州市的领带产业自1984年起步以来，目前拥有领带企业千余家，年产值超过百亿元，成为嵊州经济的支柱产业。“嵊州年产领带3.5亿条，从量的角度上看位居全球第一，占全国的90%，世界的40%。”嵊州市领带行业协会常务副秘书长周庆余说。不少嵊州人曾自豪地说，他们“给地球系上了领带”。

　　令人尴尬的是，嵊州市的领带产业虽戴着“世界之最”的大帽子，却是一个说了不算、没有任何话语权的“世界之最”。业内人士注意到，主要原因是其在上游的原材料供应链与下游的价格链都缺乏话语权，命运总掌控在别人手里。

　　上游原材料成本的波动始终卡着嵊州领带的脖子。领带真丝用量巨大，嵊州市每年真丝用量达7000吨，其中95%需要在外地采购。由于原材料对外依存度大，价格一有“风吹草动”，就会给领带企业带来阵阵“寒意”。今年春茧收购价同比增长60%，前七个月丝价增长40%，从去年的每吨24万元到今年7月份突破30万元。

　　周庆余算过，丝价每吨上涨1万元，每米面料增加4元成本，每条领带成本增加0.4元。“按目前的丝价，我们已没有利润可言。”周庆余说，“企业已经坚持半年多了，丝价如果不降，恐怕撑不下去了。”

　　在上游成本挤压的同时，下游销售缺乏价格话语权。大量订单掌握在中间商手中，高额利润被截留。嵊州市最大的领带生产企业之一、巴贝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金耀说，以一条嵊州领带在国际市场上销售30美元测算，国外终端品牌企业在商店中销售赚取15美元，拿到品牌经营权的中间商赚取12美元，只给本地生产企业留下3美元的出厂价。

　　“这些中间商牢牢把控流通渠道，不会让出。”金耀说，“我们曾计划收购一家英国从事中间商业务的公司，马上受到国外批发商‘转移订单、停掉业务’的威胁，各种制裁迅速跟上来，收购不得不放弃。除非我们放弃加工，专门做中间商，可这要颠覆整个产业的定位。”

　　产品低端，没有话语权，这正是量大利低的“中国制造”的特点。在绍兴其它地方，在浙江省，不少以加工出身的行业对品牌几乎是忽略的，有的县市支柱产业中，甚至一半以上的企业没有自己的商标品牌，只能替人做嫁衣。

　　到底是制造业大省还是“打工大省”？“世界之最”的苦恼同样存在于其它行业。浙江会制造服装，有的服装却不如其他品牌服装的纽扣值钱；浙江会制造眼镜，可有的产品不如别的企业一个眼镜盒值钱；浙江会制造布匹，可100米布不如别人的一条手帕值钱；浙江会制造打火机，可有的打火机不如别人的火柴值钱。

　　面对上挤下压的“卡脖子”处境，嵊州领带不得不通过考虑提价的问题。自2008年以来，嵊州领带行业协会先后两次提价：一次是在2008年每条领带最终涨价0.1美元；一次是今年5月，每条再涨0.1到0.25美元不等。“这两次提价难度极大，需要对内终止价格战、统一企业认识，对外同国际采购商展开马拉松式谈判，而且最后也只是保本微利。涨价10美分都这么费劲，看来再想吃这碗饭就必须得换换脑筋了！”

　　“量到天花板了，利润却还在地板上”

　　嵊州市委书记郭敏说：“即使全世界的领带都归嵊州生产，也难以支撑起整个市域经济的发展。”

　　“量都做到天花板了，可利润十分稀薄，还在地板上。”在嵊州市，这是从政府到企业谈起领带产业时常说的一句话。在当地不少领带企业心目中，量大利薄成为一大痛处。

　　巴贝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金耀告诉《经济参考报》记者，目前嵊州领带还只是赚取中间环节的利润，非常稀薄，在从生产到终端产品整个利润链条上，只占10%的比重，还有90%的提升空间，产值提升空间更是巨大。与其说嵊州是领带制造大市，还不如说是打工大市。嵊州市委书记郭敏说，“嵊州领带虽然在量上已达到产业的天花板，可质的提升还有很大的空间。”

　　有的嵊州领带企业主说，量不大，利润却很高，在世界上就有范例。同嵊州一样，意大利的科墨市也是该国的领带之乡，但是领带的产值充其量也不过是全部工业产值的1/5。科墨用于制造领带的手工绘制丝绸面料，每种款式只印100米，但每米价格却以百欧元计。近五年间，科墨市虽然还是领带主产地，可大部分加工环节已转移到嵊州，而提供设计、持有品牌的科墨市领带却拿走了大部分利润。在国际市场上，科墨的领带一条可以卖到上百美元，嵊州的领带最多只能卖几十美元，而且即使在这几十美元的价格中，嵊州领带企业赚取的加工费也只有几美元。

　　正如长三角地区许多地方的制造业中心一样，在过去20多年间，嵊州领带的起家、勃兴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历史。领带作为一种轻纺工业，由于其门槛低，一时间，缺乏资金、技术的大量农民涌入这一产业。嵊州领带正是依靠“大批量、低价位”的优势，在世界产业分工中，将缘起于西方国家的领带产业转移到东方，深圳、香港、台湾、韩国、日本、意大利等地领带产业大规模向嵊州转移，如韩国在嵊州投资的领带企业就达到30家。

　　可时至今日，日趋稀薄的利润已成为制约产业甚至地方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以量为荣的发展方式遇到了巨大的挑战。郭敏说：“即使全世界的领带都归嵊州生产，也难以支撑起整个市域经济的发展。”

　　打造一条“垂直产业链”

　　事实上，以加工环节为主的浙江制造业，在历经20多年的发展中多数并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产业链。

　　目前，嵊州市从政府到企业在生产环节上正全力向上游与下游拉伸，力争改变以加工为主业的发展方式，把巨大的成本压力向两端释放，把微薄的利润空间向两端拓展。

　　在上游，嵊州市鼓励企业外拓原料生产基地。一个多月前，巴贝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金耀就远赴四川省，与当地政府洽谈设立蚕桑生产基地事宜。为提高原材料的自主掌控能力，12家领带生产企业分成两批，同云南、四川、广西等地实施“东桑西移”工程的县市达成多项协议，累计建立蚕桑茧丝生产基地约百万亩，有的企业还通过控股当地丝绸公司的方式，确保原材料的稳定供应。

　　据嵊州市政府预计，这些项目全部投产后每年可以产丝近8000吨，不仅能保证嵊州领带企业的用丝需要，还可以面向国内其他用丝单位销售白厂丝4000吨左右。为此，市政府每年出资200万元，设立外拓蚕桑基地专项基金。在浙江嘉兴市，嵊州市的领带企业也把目光放在了当地的供丝大户身上，把对方纳入自己的采购体系当中。

　　目前，嵊州市还正筹划建立茧丝调配中心，但这项工作难度更大，需要国家有关部门支持。周庆余说，如果组建一个可储备3000吨到5000吨的蚕桑茧丝储备仓库，可能比建立蚕桑基地速度更快捷、更有效。然而，这样一个仓库需要投资10亿元到15亿元，对地方财政与正处于微利的行业来说压力太大，如果没有国家有关部门的协调与银行的支持，难度可想而知。

　　在下游，嵊州市加强品牌运作，进军终端销售市场。嵊州市经贸局副局长邢昌陆说，政府拿出专门资金鼓励自主品牌出口、鼓励收购国外品牌、鼓励国外注册商标等。浙江丹鲁依服饰有限公司利用欧洲经济波动的时机，同国外品牌公司合作，在东欧创办一家终端销售业务公司。董事长袁小平说：“我们出资，对方以品牌入股，合作协议约定，我们可以分享对方品牌带来的终端销售利润。”此外，巴贝公司收购了意大利一家以设计领带着称的公司，宏达制衣公司把设计工作室办到米兰，并引进台湾针织大师潘怡良为旗下品牌的设计总监。

　　一位研究人员形象地说，嵊州领带产业眼下最需要上下伸个懒腰，把自己的空间腾得更大一些。事实上，以加工环节为主的浙江制造业，在历经20多年的发展中多数并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产业链。现在的浙江省，包括领带在内的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重视并力争打造一条从上到下、纵向一体的“垂直产业链”，从而使企业便于从各个环节对产品成本、质量及生产节奏进行控制。

　　行业“世界之最”、“单打冠军”的嵊州领带，正在用自己摆脱阵痛阴影的实践，为其它戴着光环的“中国制造”敲响警钟。

　　嵊州领带的新“算式”：企业做“减法” 产业变“乘法”

　　同浙江省许多地方块状经济的“发家史”一样，作为轻纺工业的领带，由于其门槛低，当年大量农民涌入这一产业。“稍微有点规模的领带企业几乎什么都做。”一位业内人士告诉《经济参考报》记者，“从原料采购、到印染、再到打线，企业几乎每个环节都亲力亲为，是真真正正的‘小而全’”。

　　这一嵊州领带早年的真实写照，在近两年间开始发生悄然变化：部分领带企业开始做起“减法”，退出部分生产环节，重新细化分工，整合产业链，却实现了整体产业变“乘法”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