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毕加索,是哥白尼,是手拿剪刀的莎士比亚。听起来言过其实,不过在维达·沙宣最新的传记片中,同行和门生不吝用尽最大的字眼来形容他。自从1964年首创五点定位剪法以来,美发业始终受到沙宣制定的这套新规则的影响。尤其最近几年,著名的波波头、Twiggy头、贝雷帽头又开始回潮,明星和名模对这些1960年代的复古发型趋之若鹜。今年82岁的沙宣已经超过20年不曾掌剪,风头却丝毫不减当年。
维达·沙宣(Vidal Sassoon)的家坐落在富人聚集的好莱坞Bel Air山顶,大宅周围绿树环抱,凭栏远眺,峡谷美景尽收眼底。然而豪宅并不像常人所以为的那么十全十美,尽管Bel Air号称“好莱坞最先进居民区”,这里的下水道却也常常堵塞。为了将自家洗手间连上洛杉矶下水干道,沙宣不得不请来工人,亲自监工。对此,他报以一阵沙哑而调皮的大笑声。
沙宣时常爆发出这样一阵大笑。尽管已年过八旬,疾病缠身,这位老人却依旧保持着横扫一切的气势——这一点从他的笑声中就听得出来。上世纪50年代出道,从伦敦东区到好莱坞山,他经历了一段奇妙而漫长的旅程。两年前,他的好朋友,纽约知名美发沙龙Bumble and Bumble的老板Michael Gordon提议将这段旅程拍成纪录片。该片于今年4月在纽约翠贝卡电影节(Tribeca Film Festival)首映,计划于明年公开发行。沙宣本人、他的朋友、家庭成员、前员工都在片中接受了访问。观众可以从片中看到沙宣传奇的一生:孩提时代在孤儿院度过的岁月、1948年参加以色列军队上前线作战、身为沙龙学徒的生涯当然,影片也对他赖以成名的经典发型作了一番回顾,讲述了他在上世纪50、60年代与二战之后风靡的呆板发型的一场不懈斗争,不吝溢美之辞而又略带夸张地指出:对沙宣的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为过”。
维达·沙宣的发型革命
四年前,沙宣以600万美元的价格买下了目前住的房子。这幢房子建于1950年代末,由现代主义建筑师Richard Neutra设计,既雅致迷人,又平实低调,毫无哗众取宠之处,与沙宣本人的极简主义审美观不谋而合。房子只有一层,家具均为极简风格,其中点缀着主人多年来收藏的Ellsworth Kelly、Lucio Fontana、Anish Kapoor等艺术家的原创作品。一切都表明这是沙宣的家——他在1960年代创作出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几何等级裁剪法和多层次波波头,当时在他的发廊里,他常常温和地(有时则是半强迫地)劝说那些战战兢兢的顾客放弃当时流行的蓬松高耸鬈发,把头发打薄、弄乱、重新造型。
时尚业不少了不起的改革发生于上世纪60年代,从欧普医术到未来派合成面料,再到雕塑感廓型,新事物层出不穷。在伦敦,前卫的Mary Quant定义了“摇摆的60年代”,在巴黎,Andr Courrges、Paco Rabanne和Pierre Cardin为设计注入了一种介于现代主义、几何学和建筑廓型之间的完美平衡,Rudi Gernreich则大胆尝试未来主义风格,强调棱角分明的肢体形态。受到这股极简风潮的感召,一位名叫维达·沙宣(Vidal Sassoon)的英国籍以色列裔年轻发型师也开始在业界寻求革命的可能,独创出一种雕塑般立体而完美无缺的发型轮廓。“我想要像那些新锐设计师塑造服装轮廓那样地去塑造头型,像他们裁剪面料一样地去裁剪头发。我想成为这火热革命中的一分子。”他说。
最早成为沙宣发型模特的名模Grace Coddington说:“沙宣改变了人们对发型的概念。他爱的不是钱财,而是头发。”在1960年代,披头士乐队和滚石乐队都是他的朋友。而他正可谓是美发业的披头士。“你不能把音乐穿在身上,”他说,“但你可以换个不同的发型。”
沙宣喜爱建筑艺术,在自己的本行上也受此影响。他从Marcel Breuer的惠特尼美国艺术博物馆(Whitney Museum)、Mies van der Rohe的西格拉姆大厦(Seagram Building)和 Frank Lloyd Wright在芝加哥的多处工程中获得灵感,开始了自己的发型改革。1964年,沙宣首创五点定位剪法。这是一种以几何学、包豪斯风格和建筑学为基础的裁剪方法。以这种方法剪出的轮廓分明的发型,成为了对当时时装趋势的最佳注解和补足。不过,沙宣并没有把自己当成服务于时装设计的人。“我与时装设计师合作的理念是,我创造发型,他们创造服装。Ungaro不会让我对他设计的衣服发表意见,所以我也不会让他对我设计的发型发表意见。一切必须完全出自我本人的创作。”他说。
在那以后,他又不断地创作出各种发型:短鬈发“希腊女神”(Greek Goddess)、柔和而具有动感的长发Isadora、分量感十足的“萤火虫”(the Firefly)、廓型浑圆的“刷子”(the Brush)、线条清晰的“楔子”(the Wedge)和具有法式情趣的短发“贝雷帽” (the Beret)……他的修剪完全围绕和紧贴头型,轮廓边缘厚重、有棱有角。
1950年代的女士们每周要去发廊两三次,通过倒梳头发、使用发胶等手段做出蓬松丰满的发型。而沙宣的新理念则是“洗过就好”,完全靠地球重力来保持漂亮的廓型。他所剪出的造型不会在一次洗发之后销于无形。“我承诺顾客,我不会拉扯或者倒梳头发,也不会喷过多发胶。”沙宣说,“我解放了女性。她们不再需要一周上三次发廊,只要每个月来一次就够了。”“沙宣就像毕加索。”沙宣最早的发型模特之一Peggy Moffitt说,“他不只是个技术娴熟的发型师,还是一个创造者。他的所作所为直到今天还影响着发型趋势。”
工作常会让沙宣忘记一切。Peggy Moffitt还记得有一次,他正以她为模特示范一种发型要点,一不小心从台上摔了下去。“我彻底疯了。”他坦言,“我会绕着椅子跳舞,差点把助理的膝盖撞断。我只在乎这45分钟的过程:发型适合她的头型吗?她出门时有没有比进来时更好看?我这人工作时有点狂热,但并不傲慢无礼——我只是追求完美。有一次,有个客人要求我照她说的那样剪,我告诉她,我们不做这类发型。她说:‘我让你干嘛你就要干嘛,年轻人。’我说:‘不,但我会帮你叫辆出租车,把你送到让你满意的地方去。’”
“除非客人真的品位非凡,完全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否则他们就不会是正确的。”沙宣自信地说。可是,要是客人不喜欢自己的新发型可怎么办?“我会说:‘亲爱的,过两三个礼拜它就长长了,到时候你还会回来的。’有时候你只是需要点时间来适应新形象而已。”
明星和大众的双重宠儿
沙宣在去年获颁英国CBE爵士头衔。在他光辉的职业生涯中,他曾为《失婴记(Rosemary’s Baby)》中的米亚·法罗(Mia Farrow)设计过那个脍炙人口的发型,收费高达5000美元。他为艾娃·加德纳(Ava Gardner)和丽塔·海华斯(Rita Hayworth)剪过头发。有一次,伊丽莎白·泰勒在机场转机时特别把他请去,给他一把梳子,说:“你很懂头发”要知道,泰勒的一贯发型可是沙宣风格的反面。他为1960年代的百老汇红星Carol Channing剪了一个发型(最初是他为Ungaro时装发布设计的发型),结果Channing大受欢迎,连续一年,每晚都有演出。“真有意思,当时的美国发型师还不知道怎么剪这种几何线条发型,而我们在伦敦已经干了整整四年。”他说。他为好朋友Mary Quant剪头发,有一次还剪伤了她的耳朵。戴安娜王妃之母Frances Shand Kydd也是他的老客人。“她总是随身带着一个将军。”他说。
直到今天,尽管已经超过20年没有正式执剪,名人们还是把他看得很重。上世纪70年代美国著名的电视明星Valerie Harper认识他35年以上,她认为,沙宣完全可以当个优秀的政治家。“说不定可以做洛杉矶市长。”她说。老牌明星Robert Guillaume则称他为“我所认识的最有教养的人之一”。
亿万富翁Marvin Davis是沙宣的邻居,杰克·尼科尔森(Jack Nicholson)和沃伦·比蒂(Warren Beatty)都和他住在同一个街区。不过,生活在明星俱乐部里的沙宣却不喜欢混小圈子,相反,他希望把自己的名字推向全球。他自行研发产品,首次推出二合一香波,藉此获得了国际声誉。他在美发行业的成就无异于Calvin Klein在时装业的成就。他开创了从个人美发到美发教育机构的时髦连锁,为普通的洗护产品赋予设计师品牌的附加值。在上世纪80年代,他开设过自己的电视节目“你崭新的一天(Your New Day)”。洛杉矶奥运会曾授予他官方发型师的称号。现如今,尽管他的品牌已归宝洁所有,他的沙龙也由别人经营(好在还是他认识的人),他却依旧牢牢把握着自己的既有风格。
然而岁月不饶人。沙宣今年两度被肺炎击倒,最近一次是在6月。当时医生甚至认为他可能过不了这一关。“我对他说:‘我不能死,我的电影和书刚要发行。’”他笑着说。自我推销已经成了他的第二天性,早年他曾环游世界,用数不清的发型发布来推广沙宣的发型理念,之后又用同样的方式去推销他的同名美发产品系列。如今他等不及要再来一次。“大概会有人说我发疯了——以我这种身体状况,应该在夏威夷海边休养。但我不是这种人。”他说。
疾病侵蚀了沙宣的肌肉,把他变得体态羸弱,呼吸短促。不过要是忽略这些的话,他看起来仍然相当不错:修剪得宜的白发衬着晒黑的皮肤,配上一身时髦打扮(Yves Saint Laurent灰色紧身裤、灰色小丝巾、Dior黑色运动鞋)。“脱了衣服我看起来也还可以。”2006年接受《T Magazine》采访时他曾经这么说过。他请了一位理疗师帮助他锻炼双臂,每天服用大量维他命片,每周还请“一个迷人的俄罗斯护士”来为他管理白血球数量。在养病期间,他天天躺在床上等着早饭端上来,一边观看他钟爱的切尔西队的现场直播球赛,他的一对西施犬Lulu和Yoyo陪伴在他脚边。他对这种生活十分享受。“我支持切尔西已经有70年了。”他说。
“有一阵我病得很厉害。”他说,“信念是至关重要的。我没想过自己可能会死。我想:‘我82岁了,瞧瞧我得了多少好处,认识了多少有意思的人。’死就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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